自1937年12月被日军攻陷,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由国民党政府重新接管,整整8年,南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南京周边烽烟四起,不屈的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鲜为人知的是,在8年的斗争中,仅有一支中国军队对南京发动了进攻。
这支反攻南京的军队并不是什么装备精良的大规模兵团,而是由开国少将罗维道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的“特别小分队”,仅有18人。
日军攻下南京后,沿长江向华中地区侵扰。此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武汉若失守将直接威胁到重庆的安危。于是,为了减轻日军对武汉的压力,国民政府提出了“袭击南京,保卫武汉”的方针。
可此刻的南京周围,除了新四军就没有了成建制的军队。一来二去,抗击日军的任务就交给了新四军。
抗战时期的罗维道将军
1938年6月的一天,新四军第一支队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找来了罗维道,问他敢不敢带人去南京干一场,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
“敢,没什么好怕的!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罗维道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可是记忆犹新,恨得咬牙切齿。
领到了新任务,罗维道没有盲目行动,侦察敌情是首要的。
他和侦察员们做了简单的化装,从句容附近沿宁杭公路一直走到南京外城麒麟门。一路上出奇地顺利,并未见到一个日军,但刚走进麒麟门就见着路旁大操场上的日军正在训练新兵,几乎没有什么防备。
罗维道和侦察员们一直摸到了南京城内的中山门边,这才看到有四个日军带着十多个伪军在站岗,对来往的行人盘查也不严。
1939年中山门的岗哨
罗维道细心地记录着日军每一个部署点的布局,一路侦察下来,心中对这场战斗也就有了底。他估摸着日军还沉浸在攻陷南京的狂妄中,压根儿想不到会有中国军队前来袭击。
就这样,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在罗维道的脑中形成了。
回到部队后,罗维道仔细研究了袭击南京的各个细节,形成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向王必成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批准。
事不宜迟,罗维道在第二天就挑选了17个胆大心细的战士,连同自己,组成了18人“特别小分队”。每个人腰里都别了一把20响的快慢机,配上40发子弹,化装成送石灰的苦力,分别拉着6辆板车,按计划来到南京紫金山脚下的麒麟门。
与昨天一样,操场上三十多个日军新兵正在训练,周围是一群围观的伪军。罗维道等一群人默默地拉着板车走过,心想只要瞅准机会定能狠狠教训日军一顿,为死难的军民报仇。
罗维道将军
不到一个小时,罗维道和战士们卸完石灰回来了,此时日军正在休息,枪都架在操场中间。
机会来了。
罗维道向队员们作出一个手势,大家装作看热闹迅速爬到事先约定的小土坡上。小土坡居高临下,位置非常合适,既适于攻击又便于撤退。
“给我打!”罗维道一声令下,18把快慢机同时开了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坏了正在休息的日伪军,还没来得及提抢就倒下了一片。待到日伪军反应过来,罗维道早已带着队伍撤出了战斗。
南京城的日军乱作一团,新四军未伤一人,胜利归来。
虽然这只是个小小的战斗,但对当时的全国抗日情绪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南京城里的老百姓相信,新四军都打进南京城了,赶走日军的日子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