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六朝松下的“少年中国梦”

1919年7月1日，一个五四时期著名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

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筹办，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以发行刊物、编辑丛书等为主要活动内容。

蔡元培在《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一文中曾称誉：“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它的言论，它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立分会。有人称“当时青年界中的优秀分子，差不多全网罗在内”。

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于1919年11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员有沈泽民、杨贤江等12人。

“给中国人一种更深的刺激”

为扩大会员的视野，1920年1月1日，南京分会编辑出版《少年世界》月刊，田汉、黄仲苏任编辑，张闻天、沈泽民校勘印刷。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

《少年世界》设有学生世界、学校调查、教育世界、工厂调查、劳动世界、农村生活、华侨消息等栏目，共出12期，是研究五四时期青年思想的重要资料。

《少年世界》宣称“要把中国人村落的眼光改变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详细记载由现代思潮演成的事实，给中国人一种更深的刺激”。

第一期《少年世界》，便刊有张崧年的《亚理斯多德学会不列颠心理学会和心社的联会》、杨贤江的《美国学术界现在的趋势》、周炳琳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民的《天津学生最近之大活动》等文章。

此外，《少年世界》还积极报道学生、学校、劳工、工厂、华侨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和消息，“表明中国青年要与各国青年共同负改造世界的责任”。

李大钊、黄日葵、罗学瓒、王若飞等人曾先后在《少年世界》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留欧勤工俭学的情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20年7月，《少年世界》还发表了《李宁（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一文，提倡中国女子也要解放。

《少年世界》的诞生，让不少新观点新思潮输入中国。

要“主义”还是要“学术”

由于李大钊的参与和陈独秀、蔡元培的支持，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会员迅速增加，鼎盛时期达107人。

但是，创造什么样的少年中国、用什么方法创造少年中国，会员的意见是极不一致的。有人主张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有人希望中国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则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少年中国”主张，希望把学会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多次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学会指导思想的问题，但不为大多数会员所认同，多数会员仍遵守学会的学术研究特性。

这也为后来学会的解散埋下了伏笔。

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南京召开。

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的会员合影

南京的夏天，阳光炙热，六朝松下，鸡鸣寺内，玄武湖畔，一个个朝气蓬勃的身影汇集在一起，各抒己见，挥斥方遒。

大会由恽代英担任主席。会上，23名出席会员围绕是否采用主义和参加政治活动等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邓中夏在会上积极主张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7月2日，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少年中国学会自创建以来三年多的历史，指出：“学会以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旗帜明显，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于人格保险能真有效力。这都是有共同主义的好处。”

高君宇、刘仁静、恽代英、张闻天、黄日葵、沈泽民等在会上都发表了赞成邓中夏观点的意见，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须有一种主义的必要”，但仍有不少会员持不同的意见。

反对的意见也很明确，即：（一）学会首先应该是“学会”，不是政治活动团体，或者“学会最好只成为一种研究学术教育的会”；（二）不能规定共同的主义来统一思想，要允许会员自有主张，独立思考，否则学会将面临分裂。

最终，这场主义与学术之争并未形成统一意见，但以邓中夏为首的“共产主义派”伸张了自己的观点，展示了自己的阵容，对争取一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会员觉醒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南京大会纪略》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南京会议本身，甚至超出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圈子，对当时国内思想界和千百万进步青年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学会的分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群风华绝代的少年，在同一个梦想下集合，却在不同的旗帜下分道。

1925年，在第六次年会之后，少年中国学会自行解散。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张闻天、萧楚女、侯少裘等，他们大多成为党的领袖和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