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的“秘密外交”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时，许多外国使团跟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但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他认为，这样做将避免中国倒向苏联，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

6月，司徒雷登通过私人渠道向北平方面表达了自己想北上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的愿望。6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一请求作出了极为谨慎的积极回应，同意司徒雷登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北平，并透露“与北平当局会面亦有可能”。

一场中美之间的“秘密外交”就此展开。

司徒雷登，1946年摄于南京

心领神会

时钟倒转，1946年，在司徒雷登七十岁生日宴会上，国共两党都派出高官参加，国民政府还颁发“嘉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也就是这一年，司徒雷登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他被马歇尔相中，成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从美国的角度看，司徒雷登确实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他出生在中国杭州，直到11岁才回到美国；他创办了燕京大学，他的学生中不乏在国共两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他相当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国内各个派系都有交情。

司徒雷登（左二）与燕京大学教职工在学校合影

但仅仅过了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形势已然不可逆转。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直捣南京。

其实，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花几十亿美元援助扶植蒋介石政权后悔不迭。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阐明了美国摆脱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1949年2月4日，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该文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南京城破时，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才会在司徒雷登的带领下稳坐钟山。

得知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原名王汝梅，上世纪30年代曾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司徒雷登对黄华很熟悉，黄华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和司徒雷登见过面。

南下前，周恩来亲自找黄华谈话，指示他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黄华由北平南下，于1949年4月26日到达南京。

司徒雷登对黄华南下也心领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

私人会晤

1949年5月5日下午，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接到黄华的电话，双方几句寒暄之后决定于次日进行会谈。

就这样，南京易手仅仅13天，中美之间的对话就此开始。

5月6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双方围绕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原因和中共对于美国援蒋反共的态度展开会谈。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傅泾波“不经意间”提出老校长十分期盼与黄华会见，而黄华也见机回复，他将适时拜访老校长。

三天后，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其会晤。

1946年，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草坪上交谈

这次会谈并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即中美两国间互相“承认”的基本条件，双方依旧是在试探对方的立场，而且是“自说自话”。不过司徒雷登对这次会谈充满乐观，他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认为这次会谈是“十分友好”的，而且也是“更深刻了解的开始”。

6月6日，黄华经请示中共中央后邀约司徒雷登到外事处会晤，双方就“承认”问题提出了各自意见。

黄华提出了美国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三点准则：外国武装撤出中国；停止援助国民政府；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关系。而司徒雷登则表示目前中国政局未见明朗且新政权未建立新政府，美国只能被动观望。至于美援则是1948年的决定，现在已经所剩无几。同时，司徒雷登也说明了美国在建交问题上的障碍，即“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希望今后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政府”。

黄华予以批驳，双方不欢而散。

6月11日，司徒雷登到刚刚解放半月的上海做了一次短暂访问，看望了在沪美国侨民和在上海的许多燕大校友。在谈话中，他们都力劝司徒雷登北行。

司徒雷登通过私人渠道向北平方面表达了自己想北上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的愿望。

无限遗憾

 6月28日，黄华正式告知司徒雷登，北平“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

傅泾波随即又提出，司徒雷登此时已73岁高龄，已是“衰弱老人”，无法长途乘坐火车。黄华表示“如要乘坐飞机亦可安排”。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当时美国驻天津、上海和北平的总领事馆都在不同程度上赞成此行，并且认为同意北飞是中国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

司徒雷登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他又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7月底休会，时间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议论，增加不便。因此难以痛下北飞决心，遂将此事电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定夺。

傅泾波深知艾奇逊生性胆小怕事，恐怕难以承受院外游说集团的压力，建议司徒雷登不要苦等国务院的回复，来个先斩后奏。

傅泾波的建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司徒雷登采纳的，但这一次例外了。

两天后，司徒雷登等到了一封冷冰冰的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事实上，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和公共心理取向都趋向“扶蒋反共”，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帮”、“院外援华集团”、共和党保守派等势力相互勾结，在对华政策上对杜鲁门政府给予了很大的压力。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而排斥理性声音的僵化决策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司徒雷登的命运。

一个月之后的8月2日，司徒雷登带着无限遗憾登上了回美国的专机。

1949年8月，新华日报刊登新华社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就在司徒雷登飞往美国的途中，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随后，毛泽东则写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予以反击。

中美两国间长达20余年的全面对抗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