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界实行高压、专制统治，报界关系复杂。
既有《南京人报》等进步报刊，也有《救国日报》这样的反动报纸。
1946年至1947年，两家报纸之间展开了持续一年多的激烈笔战，全国轰动。
六字杂文
1946年6月23日，由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代表团，从上海前往南京，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
代表团刚抵达下关车站，就遭到国民党特务有预谋的殴打围攻，多名代表和现场采访的记者身受重伤，史称“下关惨案”。
事情发生时，范长江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在周恩来的指派下前往下关车站迎接请愿代表。见此情形，他当即返回梅园新村汇报情况，组织大批记者前往惨案现场采访。
尽管国民党当局事后发布命令，只准报纸刊登中央社发布的新闻稿，但多家报纸不顾高压，纷纷口诛笔伐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
南京《新民报》全体职员上书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大公报》、《世界晨报》等均对惨案经过进行报道。《南京人报》的“蜂刺”专栏开了“天窗”，偌大一块空白的版面只登了总编辑郑时学的一句话——“今日无话可说”。
郑时学（又名郑拾风）于1995年所写手稿
这篇短评，被誉为中国杂文史上最短、最有力度的一篇杂文。
初战告捷
六字杂文刊出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怒，唆使有军统背景的《救国日报》总编辑龚德柏攻击和恫吓《南京人报》。
《南京人报》的主笔许君武同流合污，化名发表一首打油诗攻击上海请愿团，并以文章攻击马叙伦。当他再想发表此类文稿时，被郑时学等人拦截下来。
许君武转身投靠了龚德柏。龚德柏早把《南京人报》视为眼中钉，趁此机会大兴问罪之师。
先是由许君武在《救国日报》上连续几日登出自己的辞职启事，并指责《南京人报》“不要为野心者所利用”，必须“改变偏激的作风”，继而龚德柏以化名质问为什么“只许登讽刺国民党的‘蜂刺’，而不许登讽刺中共的打油诗”。
许多反动小报也同时围攻《南京人报》，但皆被郑时学团结全报进步人士，一一批驳回去。
在这场笔战中，谁是正义之声，谁是无稽之论，南京读者看得一清二楚，《南京人报》在众人心中的威信不减反增。
“鸿门”酒与“梅园”茶
就在《南京人报》和龚德柏等人激烈斗争的日子里，郑时学赴了国、共两场约。
第一场是国民党新闻官黄香山出面办的调解宴，最终郑时学踢开座椅，拂袖而去。
另一场则是去梅园新村赴范长江之约，这次见面也被郑时学认为是“第一次真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教育”。
当时《世界日报》驻南京记者毕群受范长江之托，约郑时学到梅园新村一叙，郑时学欣然前往。在小客厅里，范长江一边与郑时学品茶，一边谈了他对《南京人报》的意见和对这场笔战的看法。
对于报纸在下关事件中的明确态度，他予以了肯定，但不主张与许君武过多地纠缠：“办一张能为人民说话的报纸很不容易。我们把朋友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希望因为太露锋芒丢失一个阵地。”
郑时学知道这是范长江对他“匹夫之勇”的婉转批评。回去后，他向《南京人报》的领导层转达了范长江的建议，众人都感慨范长江看得深远，不再大费笔墨与许君武纠缠。
最终，这场笔战在8月以《南京人报》占了上风而告一段落。后来在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撤离之时，接任新闻发言人的梅益还曾要求毕群与《南京人报》搞好关系，时刻提醒他们不要太“左”，以免失去为人民说话的地方。
致命一击
郑时学等人一直牢记教诲，面对《救国日报》的不时挑衅保持沉默。
1947年3月21日，《救国日报》乘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机会，利用自身背景强迫《南京人报》、《新民报》等进步报纸的记者到延安采访报道，希望借此促其转向。
但仅仅两天之后，《南京人报》发表《质问龚德柏》一文，爆出龚德柏在抗战胜利后利用参议的身份，在南京受降及接收过程中非法接收了两家大型日本印刷厂，在敌伪资产中大捞了一把。
1947年3月23日，《南京人报》发表《质问龚德柏》
这一重磅炸弹炸乱了龚德柏的阵脚，使他难以招架。即使他后来以《南京人报》声援“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大做文章，也再难兴起风浪。
国民党当局见龚德柏因“劫收案”臭名远扬，再无利用的价值，最终决定对《救国日报》的财产予以没收，以平息众怒。
在回忆录里，郑时学表示，“没有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对新闻界追求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教育，仗不可能打得这么顺利”，他自己“即使长有十个脑袋也是不够砍的”。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