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他的台唱我的戏” 演剧七队金陵风云

1948年9月，中共上海局根据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的汇报，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加强情报与策反，迎接解放军渡江。

指示信特别指出，要“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七队组织地下文工团”。

这个演剧七队是怎样的存在，又为何会得到中共南京市委的特别重视？

抵制“戡乱”

1947年初，国民政府国防部传来消息，为了组织晚会，因全体队员出走南洋而建制空悬的演剧七队将要重组。南京地下党员李世仪决心“借他的台，唱我的戏”。

李世仪长期以来从事进步戏剧活动，他可以和中共代表团单线联系。在前往梅园新村汇报情况后，他的想法得到认可——可以占领这一阵地，团结一批进步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等待时机。

经过一番运作，1947年2月，李世仪出任演剧七队队长。

不久，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在失去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李世仪利用演剧七队，掩护了不少进步人士。

演剧队归国防部政工局管辖，该局局长邓文仪搞了一系列的“戡乱”活动，七队巧妙与之周旋。

当政工局要求七队参加“戡乱”游行合唱队时，李世仪就以话剧演员不会唱歌为由推掉；要求七队参演“戡乱”电影时，李世仪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实则暗中劝阻；要求七队排演“戡乱”戏时，李世仪就在戏还没排好时请局里审查，气得政工局取消了演出任务……

万般周旋之中，1948年6月，七队终于等来了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对接人。

至年底，七队队务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均加入共产党，李世仪同时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艺术分委书记 。

此时的七队，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

客串“情报员”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撤逃。

李世仪以队长身份出面，召开会议稳定人心：国民党已自身难保，我们可以自己组织剧团，共产党来了后继续演戏。会议过后，全体成员一致决定留下。

在薪饷停发的情况下，李世仪为队员都争取到遣散费，买了足够吃三个月的粮食，藏于汉中门蛇山的鸽棚里。

由于演剧七队在名义上已经就地遣散，李世仪叮嘱队员们少到外面抛头露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没想到两个女队员跑到了国防部政工局招待所的舞厅，并引起了恰巧在那里的邓文仪的注意：“叫你们队长李世仪来见我！”

带着几分忐忑，李世仪来到了邓文仪的公馆。一番客套后，邓文仪突然问道：“你们演剧七队有共产党吗？”

李世仪一惊，随后从容回答：“有没有共产党这很难说，不过七队的队员入队时，我都严格审查过。”

“那你们就到浦口前线为将士们做一次慰劳演出，怎么样？”未等李世仪答应，邓文仪就已起身送客。

这次演出是邓文仪向上级邀功的机会，也是对七队的一次考验，李世仪决定将计就计，演一些不带政治色彩的节目，伺机深入部队搜集军事情报。

说来也凑巧，七队的一名队员与该军参谋长是老乡，一名队员与该军文化教员是老朋友。在他们的带领下，七队参观了军事防务。从指挥所到各个阵地，从纵横的战壕到各个隐蔽的火力点，全都被队员们看在眼里。

还没等演剧队回到南京，情报就被以家属身份前去的队员率先送回南京，由李世仪向上级作了汇报。

迎接黎明

浦口演出归来，文委全面分析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后，提出借七队成立两周年的机会，举办一场庆祝舞会，目的是扩大“浦口慰劳”的战果，解释七队“长驻南京不走”的疑团，进一步麻痹敌人，以便进行迎接南京解放的斗争。

舞会当天，除了邓文仪，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浦口驻军的军、师长等都出现在了现场。此后，再无人对七队有怀疑。

随着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文艺界又开始动荡起来。文委决定以联合演出的形式稳定一批戏剧工作者，演剧七队与演剧一队等队伍组成“联合演出委员会”，骨干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

1949年2月中旬起，联合公演在新街口多次举行，参加的演职人员也在后来发展为南京文工团的戏剧工作队成员。

1949年4月24日，南京文艺工作团挂牌，李世仪任团长；1952年夏，文工团撤销

演剧七队终于迎来了胜利。

南京解放第二天，4月24日，他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从黎明到深夜，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百姓夹道，万人空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