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条毛毯，一世挂念

1983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接待了一个来自天津的参观团。

当讲解员深情地讲述着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停驻在一幅遗像前，失声痛哭起来：“四弟啊……”

老人叫谢远达，照片中的男子，是他失去音讯四十多年的弟弟杨斌。

1947年，杨斌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次年牺牲在了雨花台，时年36岁。

杨斌

“我哥哥大概是牺牲了”

杨斌原名谢远源，湖北石首人。1936年在北平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十地委副书记等职。

1941年，杨斌在主持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工作时，为了装置秘密文件购买了一只棕色的皮箱。从此，这只皮箱跟随他来往于上海与苏北解放区之间，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办事处撤销后，杨斌被调往中共苏中区委工作，皮箱又成了部队机关的文件箱。

1941年，杨斌（右）与陈丕显在上海的合影

1946年，杨斌在组织的派遣下，再度返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离开解放区前，杨斌将皮箱连同一双筷子、一只提式饭盒和他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自己的老上级、时任苏中军区政委的陈丕显保管：“这些东西请转交给我的哥哥。我哥哥这么长时间没消息，也没给我回信，大概是牺牲了。”

杨斌口中的哥哥正是谢远达，两人相继参加革命，自1938年分别后就断了音讯。虽然觉得哥哥可能已经牺牲了，但杨斌的心里仍存有一丝希望。

杨斌牺牲的消息传来后，陈丕显下定决心，一定要将皮箱交到他哥哥的手中。但多方打听寻找，始终杳无音讯。而另一边，谢远达不知道弟弟改了姓名，同样寻找多年未果，直到他离休后随着参观团前往雨花台，故事才有了新的发展。

得知弟弟早已牺牲的消息，谢远达泣不成声。根据雨花台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谢远达写了一封信寄给陈丕显，希望能了解弟弟更多的情况。陈丕显收到信后很快答复，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去天津看望他。

1984年4月，陈丕显与谢远达在天津见面，两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此行陈丕显还特意带来了一张他和杨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合影，留给谢达远作为纪念。

1985年清明前后，谢远达将陈丕显精心保存多年的那只皮箱，托人捐赠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供人们参观学习。

“如果我去了就有个照应，或许他就不会落入敌人的魔掌了”

无独有偶，除了陈丕显受杨斌之托找寻其哥哥，杨斌曾经的部下仇甫成也在苦苦寻找杨斌的家人。

从1943年至1946年，杨斌担任中共苏中区委秘密工作部部长，仇甫成是他的贴身警卫。对于这个小自己11岁的年轻战士，杨斌处处如兄长一般照顾他。

在一次雪夜伏击中，衣着单薄的仇甫成冻得直打哆嗦，几乎失去知觉。见此情形，杨斌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将自己的一条毛毯剪成两半，其中一半递到仇甫成的面前。

仇甫成知道杨斌患有严重的肺病，不能受寒，说什么也不肯接过毛毯。杨斌便以领导的身份严肃说道：“这是命令，你腿受过伤，保护好身体，我们还要打仗呢。”

从此，这块毛毯杨斌和仇甫成一人一半。杨斌前往上海时，仇甫成因为不会说上海话未能随行，但这半条毛毯他一直带在身边。

仇甫成珍藏的半条毛毯

后来的日子里，仇甫成时常和家里人说：“如果我去了就有个照应，或许他就不会落入敌人的魔掌了……”由于当时通讯不畅，仇甫成并不知道杨斌牺牲在哪里，也一直找寻不到他的家人。

1982年，仇甫成的大儿子仇明祥出差路过南京，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杨斌的遗物展台前，看到了与家里那半条毛毯十分相似的毯子。他将杨斌的照片翻拍下来，带回家中，仇甫成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人。

从那时起，仇甫成就一直想找到杨斌后人，归还毯子。但直至1983年病逝，他的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

斗转星移，2018年清明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牵头，仇明祥与杨斌的侄子谢万里在雨花台相见。两人一致决定，将毛毯捐赠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时隔七十多年，这半条毛毯重新“回到”杨斌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