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后 南京金融界的“解放战争”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陆续迁回。

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的金融机构。此时，他们随之迁来南京。

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意识到，这正是开展金融战线革命斗争的绝佳时机。

独立作战，团结群众

原本，隐蔽在各个金融机构的地下党员没有横向关系。

他们根据“勤学勤业，广交朋友”的方针，各自独立作战，积极开展群众活动。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以下简称“经协”，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分会，就是党领导下的金融战线组织。

1946年春，地下党员耿一民从重庆来到南京，在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任文书主任，并秘密筹建“经协”南京分会。6月，成立不久的“经协”南京分会就参加了声援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斗争。

当时，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来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不想，请愿团刚刚抵达下关火车站，就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暴力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经协”南京分会承担了对请愿团的接待和联络工作，由“经协”南京分会成员出面，在鼓楼兴皋旅社订了两个房间。在下关火车站，负责迎接请愿团的分会成员也遭到毒打。惨案发生后，耿一民积极组织慰问等工作。

由于南京城内白色恐怖笼罩，而银行系统员工背景复杂，“经协”南京分会大多采取隐蔽的活动方式。他们定期举行座谈会、形势报告会，讨论时局和国民党经济政策，宣传我党的经济政策，在银行职工中扩大我党的影响。

分会成功团结了一批工商界和银行业的知名人士，发展会员60多人。

而其他系统的地下党员也根据银钱业的情况和特点，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如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简称“邮汇局”）地下党员成立了同仁福利会，为职工争取合法权益。

护行护局迎解放

时间来到1948年下半年。

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日益腐败，经济上陷于崩溃。

革命胜利大局已定。原本分属于不同系统的地下党员组织关系先后转到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于1948年11月成立银钱业工作委员会，将各银行的党员划归银钱业工委统一管理。在市委领导下，银钱业工委全力以赴投入反搬迁、护行护局迎解放的斗争中。

南京解放前夕，金融系统地下党员耿一鸣等人主编的刊物《银讯》

一次，南京各银行上层和银行同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策划银行业的搬迁问题，准备把首都汽车公司的数十辆汽车都包下来，以备撤逃。会后，各银行开始做登记造册的准备工作，有的已开始转移资金。

银钱业工委很快得悉这一消息。他们分析情况后，布置党员尽量打乱敌人的搬迁部署，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留下来；通过斗争，让国民党当局拿出更多的钱弥补群众经济损失。

其中，江苏省农民银行被裁遣职工在地下党员带领下，领取到半年遣散费；邮汇局中共党支部发动积极分子与局长谈判，提出去留自愿、发安家费等要求，局长被迫答应。

其他如建邺银行、中央信托局等也在反搬迁斗争中争取大部分职工留下，保护了账册、档案、房产、资财，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创造了条件。

银钱业工委还指示地下党员利用邮汇局局长谷春帆（当时已逃至上海）办公室收音机，秘密收听新华社广播，并汇编成简报印发。简报每次印发100份左右，用不同信封从各个邮筒投寄给南京工商业、金融业的上层人士以及滞留南京的部分国民党官员，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政策，警告他们不要与人民为敌。

解放前夕，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将一部分黄金存放上海总行。南京解放后，上海尚未解放，耿一民等人就以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地下党小组的名义，打电话给上海总行：“南京已解放，以‘宁任远’开户的1100两黄金冻结，不准中国银行的任何人提取。”

上海解放后，这笔财产回到人民的手中。

其他各银行，也都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护行、护局迎解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