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迎新 印刷工人有力量

红旗漫卷，天翻地覆。

1949年4月23日，红旗插上“总统府”，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到了穷途末路。七天之后的4月30日，首份在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就诞生了。

鲜为人知的是，南京印刷工人通过坚决斗争，将国民党宣传核心机构中央日报社整个工厂以及器材设备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为《新华日报》顺利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华日报接管后的中央日报大楼

报界联合大罢工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印刷出版事业很兴旺，约有大小报社十四五家，再加上大、小印书馆和印刷所，员工数量相当可观。

当时，印刷工人一般都念过几年书，即使开机器也要识几个字。他们看起来文质彬彬像个知识分子，但生活相当困苦，尤其是排字工人，长年值夜班，终年不见太阳，大部分人还染上了铅毒，面黄肌瘦，不是肺病便是气管炎。

中共党组织决定结合实际，从团结群众，向老板要求提高工资、改善伙食、改善劳动条件入手，通过经济斗争，教育群众认识老板剥削工人的面目，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1946年7月间，中央日报工头苏子清受社会局之命，重新筹组、整顿工会。

8月，社会局正式批准成立南京市印刷业职业工会（简称工会），国民党除委派苏子清为理事长外，还派了四个身份不明的非印刷业人员为专职干事。朱金和、朱汉民、朱勤夫3名中共地下党员经工委领导批准打入工会，分别担任了理事和常务理事。

工会组织发展很快，仅几个月工夫，会员即达3000多人，成为南京最大的三个产业工会之一。

由于工会大权操纵在苏子清和几个专职干事手里，朱金和、朱汉民、朱勤夫便利用工会这块牌子，在各自工作的单位活动，以办读书会、拜把兄弟、出墙报、搞俱乐部等方式进行联系，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建立党的组织。

1947年8月，受“五二〇”运动的影响，大刚报、和平日报两家党的力量较强的报社首先掀起了“提高底薪、要求双薪”的工潮，13家报社包括中央日报社在内，都响应了这个号召。

8月27日，各报社的代表30余人一起到市政府社会局，部分工人积极分子也闻讯而去。院子里汇集了两百多人，黑压压一片。

从下午一直交涉到夜里两点，双方都未能达成协议。

8月28日清晨，南京报界除《中央日报》因特定条件照常出版外，其他报纸均未出刊，有的第二天虽出刊补缺，可是新闻早已成了旧闻。美联社为此发了通讯。首都无报，成为世界奇闻。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

在团结一致的工人面前，资方不得不作出让步，《救国日报》老板龚德柏起初态度非常强硬，不肯让步，最后也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答应了工人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印刷业报界工人的联合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护厂保家迎接解放

淮海战役胜利后，斗志昂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江北，剑指南方。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根据党中央布置，向地下党员发出“发动群众、护厂保家、迎接解放”的号召。

1949年二三月间，张尚义等人秘密建立了南京印刷业工人联谊会（简称印联），团结工人，护厂保家，防止敌人破坏，组织党员调查统计资产、设备及人员情况。

全市印刷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不仅在地下党力量较强的报社护厂斗争搞得非常好，就连在最反动的中央日报，斗争也十分激烈。

中央日报副经理黎世芬准备逃往台湾时，把应发给员工的应变费全部装进了腰包，职工们知道后，在大楼下拦住了他，逼得他如数交了出来。

总编辑兼经理李荆荪想拆走机器、开走汽车、运走纸张。工人们指着他的鼻子，激愤地说：“只要我们在，任何东西也不准动！”李荆荪见势不妙，只身狼狈逃跑了。

潜伏于中央日报社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廉

3月初，中央日报被遣散后留下来的职工，在地下党员李廉的召集下，开会商讨“护厂保家、迎接解放”事宜，职工们纷纷献计献策。会上研究决定了护厂措施，做出规定：所有职工一律住到报社，外出不准过夜以防紧急情况，报社器材一律不准拿出工厂等。印报机器房的门加上了双锁，工人们轮流值班，手执棍棒，站岗巡逻，护厂护社，保护纸库。

就这样，国民党宣传核心机构中央日报社整个工厂、仓库的器材设备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原中央日报社印刷厂就印刷了大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4月26日，又印刷出版了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创办的《解放新闻》第一号。

4月30日，依靠中央日报社的整套设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一万份报纸迅速传遍南京城，党的声音也迅速传遍南京各个角落。

石头城里，换了人间。印刷工人从此跨入了新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