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日的一天,南京中华门的一条小巷里,一家名为“神州旅馆”的小店突然热闹起来。
店堂内,一名30岁不到的女子神情激动,一把抱住旅馆老板娘,亲昵地喊了声“妈”。老板娘将女子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端详半晌,才惊喜说道:“你……是二姑娘?”
来人正是店家的女儿熊秀英,已经离家八九年,一直没有音讯。母女重逢,熊秀英告诉家人,自己一直在安徽芜湖教书。
这只是一种说辞。其实,熊秀英已改名洪琪,是一直战斗在皖南地区的中共党员。此次来南京,是带着特殊任务的。
洪琪
更名立志,投身抗日洪流
洪琪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南京的。
那时日寇猖狂,南京的机关、学校纷纷南迁,洪琪也随校到了武汉。南京沦陷后,洪琪和家人失去联系。她与进步同学一起加入救亡学会,参与组织抗日救亡社团,投身抗日洪流。
也是这时,她将名字改为洪琪,期待自己在革命洪流中能够出类拔萃。
后来,洪琪被介绍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因临汾沦陷,学员提前分配,洪琪进入皖南地区,从事地方民运工作。自那时起,洪琪便一直战斗在皖南。
时间到了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停战协议,蓄意挑起内战,有计划地向皖南游击队发动清剿进攻。4月上旬,国民党军162师一个团和旌绩两县的伪自卫队、行动队共2300多人,突然向中共皖南地委隐蔽地黄石岩发动进攻。
当时,地委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仅有30余人、28条枪。4月12日,在中共皖南地委书记胡明(洪琪丈夫)的带领下,机关工作人员突出重围。
只是,机关电台在突围中不幸丢失。
勇闯虎穴,到南京求取电台
那是新四军第七师留给中共皖南地委唯一的联络电台,它的丢失,无疑对坚持皖南敌后斗争造成极大不便。
为了尽快恢复和上级党组织的电讯联系,必须要再搞到一部电台。
任务落到了洪琪头上——一方面,她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她家在南京,可以到南京找到中共代表团请求配发电台。
彼时,洪琪已经离家9年。由于特殊工作,一直没有和家里通过信。
谨慎的洪琪找到可靠的茶商及交通员,请他们在南京探听情况,得知家里在南京沦陷前逃难到苏北老家,后又回到南京。这时,洪琪的父亲已经病逝,母亲仍健在,在中华门一带开了个小旅馆。
做好充足准备后,洪琪带着胡明写给中共代表团的密信,在交通员护送下向南京出发。
途中,洪琪无意中碰到一名芜湖日报社记者,是与游击队相熟的进步青年。洪琪向他借用记者证章。如此,到南京后,她便有了合理的方式到梅园新村与代表团接头。
在家中落脚后,洪琪安排人到水西门码头寻找茶商,联络装运“特殊货物”的商船。而后,她换上学生时代的蓝布旗袍,走向梅园新村。
巧妙伪装,三进梅园取电台
在梅园新村17号,洪琪假装是记者,见到了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范长江。听说洪琪是来接组织关系的,范长江笑了笑:“那要找陈大姐。”
陈大姐,即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钱瑛,当时化名陈萍。
洪琪将密信交给钱瑛,请求解决一部电台。钱瑛问清洪琪住址,让她先回家中等消息。
几天后,洪琪接到“陈大姐”来信,约她到梅园“打牌”。再进梅园,洪琪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亲切地询问洪琪关于游击队、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情况,指示他们要多发展党员,多做群众工作。董必武还特地叮嘱洪琪,来代表团的多是上层人士,要多做两件好衣裳,最好买只手提包。
两天后的下午,洪琪第三次走进梅园新村,这次她穿了一件蓝绸子旗袍。在钱瑛带领下,她再次见到董必武。这次,董必武给了洪琪一叠钞票、一只装着电台的箱子以及一本书,并教洪琪怎样以书编密码。
晚上8时,趁着夜色,洪琪带着电台坐上代表团驻地的小汽车。据洪琪回忆,汽车刚开出大门,一辆国民党的车辆便跟了上来。所幸司机机警、熟练,最后甩掉了“尾巴”。
待车开到莫愁路一个漆黑的巷口,洪琪和司机把东西卸下,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到家中。几天后,这部电台混在茶商的货物中,安全运至皖南。
洪琪与胡明一直在皖南地区坚持党的地下革命斗争,直到皖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