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教诲 中共联络员的南京一课

1946年盛夏的一天，晨五时，天色刚明。

梅园新村门口出现两个身影，一人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刘亚球，一人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刘寿祺。

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刘寿祺此行除了护送刘亚球到南京，更肩负着一个长期任务——留在南京负责联络工作。

在梅园新村，刘寿祺聆听了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和钱瑛的谆谆教诲。

晚年刘寿祺

初见董必武

“下午两点钟左右，一位持重而朴素的长者走进了我的房间。”初见董必武，刘寿祺只觉得他莫名的熟悉，却又叫不上名。

得知他的身份后，刘寿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董必武亲切地打开了话题。一番闲谈后，董必武话题一转，给刘寿祺上起了课来。

“做党的地下工作，就是要胆大心细，智勇坚毅。”董必武一边分析国共两党的现状，一边指导他如何争取进步学生、辨别敌人言行，说到兴头上时，还把坐的凳子搬得离刘寿祺近一些。

1947年1月，董必武同叶剑英在南京梅园新村

谈话一直持续到下午近五点，董必武才从刘寿祺的房间离开。

随后，钱瑛也来到了刘寿祺的房间。与钱瑛的相处中，刘寿祺深深感受到钱大姐的机智与果断。

钱瑛

钱瑛拿出一张当天的南京报纸，指着上面的电影广告，问刘寿祺看过了哪些。刘寿祺有些疑惑不解，这么晚还去看电影，自己作为教育部督学，行动容易引人注意，尽早回去不是更好？

钱瑛笑着说道：“正是想让你回教育部去，才问你看过哪些影片。”梅园新村周围遍布国民党特务，为了防止刘寿祺的身份暴露，钱瑛安排了一辆车，将他在电影散场前送到影院。刘寿祺装成刚看完电影的样子，这样一来便没人知道他出入过梅园新村。

事情果如钱瑛所料，刘寿祺刚刚出门，车子便被特务跟上。车子在车水马龙中穿行，很快便甩开了特务，刘寿祺趁机穿过小巷，混入电影院的散场人群中，安然回到教育部宿舍。

“狡兔三窟”

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撤销，联络地点移到了上海。期间中共湖南省委几次汇报工作，都是先来南京，再由刘寿祺护送到上海。

这一年的秋天，刘寿祺护送湖南省工委负责人之一罗振坤前往上海。在中山公园里，两人与钱瑛碰头，如游客一般闲坐在草坪上谈话。

谈话还不到十分钟，来了几个“捉蟋蟀”的人，围着刘寿祺三人打转。三人换另一块草坪坐下，“捉蟋蟀”的人竟也不远不近地跟上。

钱瑛用暗语说道：“可能是特务跟踪了，要想办法甩开。”

三人起身在公园里踱步。不甩开“小尾巴”，他们都不能回到机关所在地。

刘寿祺想到自己在上海有好几个熟人，有进步青年，也有反动人士，便决定选择一人作为掩护：“董老说‘狡兔有三窟’，现在不止三窟，就是要考虑哪一窟妥当些。”

钱瑛笑问他怎么选，刘寿祺不假思索地表示反动和中间偏右人士才是最好的选择，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

刘寿祺率先一步前往地方法院，联系上一位李姓法官。两人熟识多年，但刘寿祺并未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借用法院的会议室，三人聊完了在公园里未尽的话题。

“钱瑛同志是十分机警果断的，能够绰有余裕地来应付那些险恶的场面。”刘寿祺知道此次钱瑛要他出主意，实际上是考验他能否在特殊情况下拿出应付敌人的办法来。

有了董必武的指导，又通过钱瑛的考验，随后的日子里，刘寿祺在南京活动起来更有把握了。

雨花台凭吊述怀

刘寿祺在与进步团体接触时，一直采取十分隐蔽的方式，既不直接参加他们的活动，也不以党的关系相联系。虽然有时也会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但都被他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陶蒲生是刘寿祺的妻子，1947年7月复学进入中央大学教育系。有时，刘寿祺就拿妻子作为借口：“来我这里的中大学生，都是同乡和陶蒲生的同学，他们与我来往的目的，不过是想搞熟一点，毕业后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又算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呢?”义正言辞，辩得对方只当自己猜错了。

时值学校学生会改选，中大地下党组织、中共外围组织“新青社”与国民党下属的“三青团”学生竞争激烈，“三青团”甚至为了竞选取胜在代表大会上大打出手，使选举中断。

陶蒲生在“新青社”负责人的指导下也参与了竞选，钱瑛得知后，要求刘寿祺说服妻子退出，以免进一步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善于隐蔽是必要的，但为了安全而失去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我们还算什么革命青年?”陶蒲生退出选举后，减少了公开活动，但内心始终和同学一样充满了不解。

“沉默，在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为了开解妻子，刘寿祺带着她去了一趟雨花台。

烈士殉难处，落叶飘零，枯草满地。陶蒲生捡到了一颗血红的雨花石，望着荒野沉默了许久。那一刻，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在钱瑛的直接指导下，刘寿祺坚守在南京，直到1948年夏才离开南京，前往湖南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