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争气桥” 钟训正和桥头堡“三面红旗”

2018年12月，封闭维修两年多后，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在即。22日，长江大桥上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桥头堡的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训正。

当年设计桥头堡的时候，钟训正刚刚三十出头；如今，钟院士已九十高龄。几十年弹指一挥间，长江大桥的桥头堡已成为国人心目中的经典。

看到桥头堡修缮如故，钟院士牵挂的心安定下来。

钟训正院士

全力以赴设计方案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始于1958年秋，最先交由钟训正所在的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设计。

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已建成，系里做了参考后交出了最初的设计方案。因为和武汉长江大桥过于类似，方案没能得到铁道部的认可。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就此搁置，直到1960年全国范围内桥头堡设计竞赛的开启。竞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大高校、各省市的设计院纷纷参与角逐。

最初承担设计重任的南京工学院更是铆足了劲儿，动员建筑系所有的教师、学生共同设计。

建筑系师生共设计200多个方案，进入校内初选的有38个，最终6个方案被推荐至铁道部。其中钟训正是红旗式和凯旋门式两个方案的设计人，并负责送选图纸的绘制。

在红旗式方案的效果图中，钟训正用了照相色的彩画法。清晨朝霞掩映，整个画面为暖色调，初升的太阳把米黄色的建筑照得金光闪烁，明面与暗面的冷、暖色对比，使得画面色彩辉煌，气势十足。

钟训正设计的“两面红旗”和“凯旋门”方案图

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

1960年4月，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在南京福昌饭店进行评审，选出三个备选方案。钟训正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方案居然都没有被刷下来。

“我做的两个方案都有入选，另一个是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设计的。他们的风格与我的红旗方案风格相似，也是红旗。但旗下有许多人物雕塑，在空阔的背景下，远看雕塑的意义不明显。”据钟训正回忆，三个方案最后送中央审定。

送审方案呈送中央后，钟训正也跟着到了北京，去铁道部等周恩来总理的审定。可是正遇上周总理出国访问，钟训正就一边等，一边再对送审方案加以修改。结合当时的形势，他把原送审方案的两面红旗，改成了三面红旗。

在北京等了将近两个月后，周总理还是没回来。后来听说周总理到上海开会，钟训正一行人又带着方案去上海汇报。

周总理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正式敲定了钟训正“三面红旗”的桥头堡设计方案，并指示：红旗的颜色一定要鲜艳，且要永不褪色。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施工

一波三折的建造过程

虽然定下了钟训正的“红旗方案”，但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段时间内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停了下来，桥头堡的建造再次搁浅。

1968年8月底，钟训正突然接到通知：桥头堡要上马，采用原来的方案，南京长江大桥工程要在九月底竣工通车以迎接当年国庆。

时间紧迫，工程量又巨大，钟训正带着团队立即集中到大桥的施工工地上，边设计边施工。

桥头堡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塑造好红旗成为最大的难题。

在钟训正的设计里，红旗要像风吹过一样是飘动的、曲面的，表现出动感。为此，钟训正和团队反复试验、多方尝试。

除此之外，为了响应周总理“红旗颜色要鲜艳”的指示，钟训正在红旗施工方案中提出要“闪闪发光的”。

当时是在钢架上固定钢板，然后在钢板面铺装一层表面材料，最后用南京玻璃厂生产的朱红色玻璃片镶嵌进表面材料。这样，三面红旗竖起来后，就能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了。

可因为赶工期，玻璃厂生产的玻璃片中有的颜色不齐整，出现了红紫色、暗紫色的玻璃片，且施工又都是在晚上，铺贴玻璃片的时候也看不出里面的色差。

铺好后第二天才发现旗面的色彩一块红、一块黑的，很不好看。为了美观，只能将玻璃层全部扒掉，应急式地刷上了一层红漆。

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通车

那时，桥头堡的脚手架上挂着一幅大标语：“苦战两天两夜，插上三面红旗，夺取最后胜利。”

钟训正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时光，感慨万千：“1968年，我40岁，为了造桥头堡，几乎很少睡觉，大家都拧着一股劲，要把大桥造好，造成‘争气桥’。”

在设计和施工人员共同努力下，两座巨人一样的桥头堡奇迹般地树了起来。桥头堡从开工到建成只用了28天，保证了1968年国庆日大桥公路桥的顺利通车。

如今，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像卫士日夜守卫着南北交通命脉，迎送着南行北往的车辆。它那洗练有力的建筑形象，向人们展示了那个火红年代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