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书生刘亚生：三五九旅之雄鹰

1947年9月的一天上午，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从南京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

待归来时，飞机上多了一名中年男子。他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满身伤痕累累，形容憔悴，但眉宇间仍透出英武不屈的气势。

男子被押解下了飞机，关进国民党国防部一所秘密监狱——那里专门关押被捕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而这名男子，正是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

刘亚生

从北大才子，到革命军人

在三五九旅，刘亚生是人人熟知的北大才子。

刘亚生，化名刘伟光，1910年生于河北省河间县一户农民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他酷爱读书，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大学里，刘亚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做家庭教师，帮杂志社译稿，替石印房刻写钢版，以微薄收入供自己上学。

也是由于经常深夜凑在油灯下工作，刘亚生的视力越来越差，不得不戴着厚厚的眼镜。

早在中学时期，刘亚生就曾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认识到这个腐败的社会必须改造。在北京大学，他参加左翼文化团体，常常在同学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领导下，北平学生6000余人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刘亚生也积极参与其中。他口才极好，语言流畅，声韵铿锵。同学们听他演讲后深受感染，斗志高昂。

刘亚生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逮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刘亚生迅速成长，于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亚生离开北大，辗转来到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动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八路军三五九旅。

辗转千里，寻找部队

开国中将、原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曾回忆：“在三五九旅所有的大学生里，没有哪个比他更受人尊敬的了。”

他，自然就是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刘亚生。

1941年，刘亚生（前左四）与战友在延安的合影

刘亚生在旅部做秘书工作，协助旅长王震起草和管理文件，兼作文化教员和理论教员。在旅司令部里，从参谋、文书，到警卫员、司务长，几乎都当过他的学生。

上课时，刘亚生从最简单的字词、成语教起，穿插讲军事历史知识。工作之余，他常打扫房子，给同志们讲故事。行军时，还会帮炊事班扛炊具。

在大家眼中，刘亚生来自名牌大学，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从部队首长到基层官兵，都认为他是工农化了的高级知识分子、党的宝贝。不管是谁，都愿意和刘亚生说说笑笑，一律亲热地称呼他为“刘瞎子”。

在三五九旅，刘亚生只身辗转千里寻找部队的事，也为人传颂。

那是1945年9月，三五九旅奉命撤出广东，北返中原。由于刘亚生体弱不宜行军，王震安排他到浏阳县自己老家隐蔽。

当时，敌人正在“清乡”，刘亚生被藏在谷仓里，又闷又热，还有蚊虫。几天后，形势稍微缓和，刘亚生便化装离开。他扮成工人，爬上一列运煤的火车。伪警察发现后，又踢又打，刘亚生仍赖着不下来，最终到达武汉，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到了部队。

“这炮声，就是我对你们的回答！”

1946年6月，三五九旅奉命突围，撤出中原解放区。在转移回延安的途中，化装成教书先生的刘亚生夫妻不幸被捕。

经叛徒指认，敌人知道他就是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顿时如获至宝。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刘亚生投降。他们先以高官厚禄利诱，又对刘亚生施以酷刑。刘亚生被折磨得满身伤痕，但坚强不屈。

1947年9月，刘亚生被押到南京。一进监房，他就凑到难友面前挨个认人，笑说：“有缘千里来相会。”难友们问他叫什么，他说：“以前在我们家里，都叫我‘刘瞎子’，你们就叫我‘刘瞎子’吧。”

敌人给刘亚生来了一个“下马威”——将他提走，在他身上反复试用一种新式刑具。待刘亚生回到牢房，已是脸色蜡黄，透着青色，一时间昏迷不醒。

等刘亚生苏醒过来，却是吃力地说：“我这人命长得很，死不了哪！你们不相信，我敢跟你们打赌，三个月内，我要不死，你们请我吃一顿南京板鸭。”一时间，难友们都被他的革命乐观精神打动。

刘亚生虽然奄奄一息，得不到治疗，又没有营养，可他每天坚持打拳、做操，坚韧地活下来。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行将灭亡之际，敌人向狱中的共产党人挥起屠刀。

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一群国民党刽子手荷枪实弹，押着遍体伤痕的刘亚生来到长江岸边的燕子矶，七手八脚地在他身上坠上了一块大石头。

“给你最后一点时间考虑，你到底有没有一线转变的可能？”敌人厉声逼问。刘亚生挺起胸膛，面向北方——那里正传来解放军大炮的轰鸣声。

“这炮声，就是我对你们的回答！”声音虚弱，但十分坚定。

敌人恼羞成怒，将他推进滚滚长江……

1983年，刘亚生烈士牺牲35年之际，开国上将王震为他题词：“德才兼备，英勇牺牲的楷模——刘亚生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