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特剿匪 南京公安剑啸石城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古都新生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

　　南京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政治情况复杂，敌特活动猖獗。解放前夕南京各派系特务约有8000人之多，分别属于国防部保密局、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国防部第二厅、首都警察厅等单位。蒋介石撤退前亲自布置潜伏破坏。据解放后查明，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在南京布置的潜伏组、台、站有20多个，潜伏特务及滞留在宁流散特务共有3300多人。

　　在空前复杂的局面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安局长，谁能担此重任？

　　强大攻势

　　南京解放两天后，4月25日，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公安处处长周兴，带着12名社会部干部，从安徽怀远出发，过淮河渡长江，直奔南京。

　　5月15日，周兴被任命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兼警备区副司令员。

　　周兴，原是朱德军官教育团的“老底子”，参加过南昌起义，智勇双全，曾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十余年，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与敌特斗争，是周兴的老本行。他一上任，南京市公安局就把肃特作为工作重点。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武装公安人员在南京市区巡逻

　　周兴认为，新政权百废待兴，不能按部就班地来，必须采取大动作。于是，南京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勒令一切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其人员立即停止活动、自首登记；并通过《新华日报》大造舆论，揭露特务罪行，宣传党的肃特政策。在强大的攻势下，一个月间，就有246名特务自首，还获得了400多条线索，孤立了少数潜伏特务。

　    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南京特刑庭检察官管森保曾指挥特务，将军调部郑州3人小组中共代表罗炳炎秘密活埋于南京清凉山下，后又残害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台长董建平、苏北解放军赴沪联络员虞鑫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多人；国民党交警总队江淮挺进军第一纵队大队长卜贤武，在南京解放后自任“中国人民革命军江南兵团”团长，纠合匪特，伪造人民币，贩卖鸦片，抢劫军火、民财，妄图上大别山打游击。

       两犯被抓获后，南京市人民法院迅速组织公审，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新华日报》对这两起案件及时刊载，广泛宣传全市人民拍手称快，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受到震慑，纷纷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

　　彻底摧毁

　　解放初期，南京市公安局即着重对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进行调查，从各方面搜集材料，逐步侦悉：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内调局三大特务系统，在淮海战役后期都对南京作了“应变”部署，布置了多层多线的潜伏组织。

　　公安部门首先扫除的是内调局的特务组织。

　　冀鲁豫军区社会部的于克已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在济南被俘获后派回到南京工作。南京解放时，于克已将上海办事处组长苏麟阁交给他掌握的双线特务名单及所知的其他特务线索报告给接管的军代表。随后，南京市公安局从苏州将自首的苏麟阁带回审查核实，开展侦察。至6月底，南京公安将内调局留守台及一、二线潜伏特务共13人全部捕获。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布置的潜伏特务多系帮会分子，阅历浅、经验少，动摇性大，相互之间又多知情。潜伏特务王竟生在勒令特务自首登记布告发布后，惊恐失措，竟将电台丢到夫子庙小学广场上，后怕追查又取回上缴自首，公安局旋即顺藤摸瓜，捕获同组成员；潜伏女报务员郝艳霞向公安局自首，检举了该组组长孟杰英。很快，二厅潜宁组织全被破获。

　　保密局的潜伏组织比较隐蔽，“潜京一分站”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组织的站长，正是有着国民党“灵魂特务”之称的荆有麟。

　　1949年5月中旬，南京市公安局的技术部门发现，时常有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功率强大，按点工作。根据情报，他们判断，这个电台可能是荆有麟的特务小组在使用。

　　公安局侦查科经过测向发现，电台发报地点在夫子庙一带。夫子庙附近的一个“新华话剧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秘密侦查，公安干警发现，给剧团提供经费的人叫阎杰，正是“潜京一分站”5名骨干之一。

　　阎杰落网的第二天，利用荆有麟与阎杰接头的最佳时机，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迅速出动，将他抓捕。荆有麟被捕后，很快招供，“潜京一分站”的其他成员也相继落网。这个被南京公安列为一号目标的潜伏组织，仅仅存在了两个月就被彻底摧毁了。

　　全军覆没

　　1950年，蒋介石竭力拉拢美国反华势力妄图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加紧煽动流散在大陆的特务、军官、“党团同志”进行“敌后游击”。

　　由于南京城市革命秩序逐步建立，治安管理日见加强，这些匪特组织变为跨省市串联，城乡跳跃活动，多以沿江洲岛、农村、山区为据点，行踪更加诡秘。他们有的明目张胆地打出“反共救国军”“中美合作反共救国社”“反共抗俄联盟”等旗号，有的直接沿袭蒋匪原特务部队番号，如“交通部交警第一总局皖南直属总队”“青年救国团”等。

　　1月9日，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忠义救国军长江下游挺进军”案，抓获首犯魏义民等人。魏义民原系蒋军“正义部队十三纵队”营长，纠集特务、惯匪等26人，以当涂县彭兴洲为基地，持手枪3支、自制长枪3支，多次在长江上抢劫船运物资，一部分用作活动经费，一部分给洲上农民进行拉拢、掩护。

　　原蒋军“第六兵团”上校蒋云龙串同蒋军“忠义救国团”少将专员蒋成林等，于1949年9月密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自任“总指挥”，大肆发展成员，混入机关、仓库、学校，搜集情报，收罗枪支，散布谣言，在春荒时集结上山打游击。

　　经内线侦查取证，南京市公安局于1950年3月开始密捕，至1951年3月陆续捕获案犯77名，缴获手枪2支、关防图章14枚、各项派令训令31张。

　　蒋云龙等主犯被判处死刑，“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全军覆没。

　　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后，南京市把镇压反革命列为中心工作，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经过广泛宣传发动，深入掌握证据，南京市分别于3月11日、30日、31日和4月1日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84名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南京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地方恶势力，振奋了民心，安定了社会秩序，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使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得到了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