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大营救 周恩来亲自点名接人

　　1937年，面对强敌入侵，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谈判。

　　会谈中，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一直采取拖的办法，在我党催得很紧的时候，国民党高层陈立夫等人就说“你们开名单来”，想用这个办法难共产党一下。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广泛联合各界力量，开展“虎口”大营救。

　　很快，在各方的压力下，7月31日，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等“七君子”被国民党释放。

　　8月，国民政府军政部指定苏、浙等15省为军事犯(包括被关押在军人监狱的政治犯)保外服役暂行办法施行区域。

　　9月上旬，司法院司法行政部又批准江苏高等法院《临时处置监犯办法》规定原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犯都可交保释放。“五年以上人犯，得酌商请当地军事长官，编作输送队，派往战区服役。”情形紧张时，10年以下者也可“迳予开释”。

　　根据以上办法，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8月中旬到9月上旬陆续被国民党释放。刑期较长的政治犯，就由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写信，指名要求调往八路军“服役”。

　　要求释放的名单一般都是由先出狱的同志向组织上提供的，往往是一封信提十个名字只能放出七八个人。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去南京晓庄附近的首都反省院向被押政治犯作政治形势报告。周恩来亲自点名接出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三人。

首都反省院

　　同一天，被判5年徒刑、已被囚禁4年的蔡馥生被中央军人监狱释放。从那天起到8月底，陆续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有：黄文杰、王鹤寿、刘宁一、刘顺元、王凯、郑绍文、李世农等一大批政治犯，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有张越霞等人。

　　这些人有的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点名营救出来的，有的是被释放后主动来找办事处的。一般都先安排在鼓楼一家旅馆住，由办事处派人到旅馆去登记、发钱、发衣服。

　　初步审查后，按照具体情况，大部分经西安转往延安学习，少数人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在狱中表现不好的，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自己的家乡参加抗日。

　　9月中旬，国民政府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关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的100多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集中解送安徽和县姥下镇，余下的100多名政治犯全部关到“狱中之狱”的南监。

　　经过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大力营救和两地被关难友的不断斗争，9月26日，陶铸、顾玉良、肖桂昌等7人被中央军人监狱释放；9月27日，喻屏、陈春林等4人被和县临时监所释放。

　　10月初，肖桂昌以少校副官的身份，代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去和县姥下镇接田文达、陈林、何洛等一大批同志出狱。中央军人监狱的大批同志也陆续被营救出狱。

　　9月25日，首都反省院最后一批女政治犯钱瑛等13人获释。

　　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刘宁一、夏之栩、钱瑛、李世农、方毅、喻屏等同志都参加过接待和审查被释政治犯的工作。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获释的政治犯，经过他们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初审后转送延安，成功获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