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 钟山脚下的红色摇篮

　　1949年5月4日，南京解放不到半个月，中原军政大学由河南迁入南京，被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二野军大”）。

　　根据中共中央“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们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的要求，二野军大扩编招收学员，为我军培养军政干部，成为当时全国招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军事院校。

　　二野军大南京校史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离休干部马光汝，就是在当时考入二野军大。对于钟山脚下的那段革命往事，马光汝记忆犹新。

　　万人考军大

　　解放初期，南京地区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了本地大中学生外，还汇集着大量外地学生和失学失业青年。

　　1949年5月11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登载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迁此不日开始招生》，引起强烈关注，问询招生事宜的人络绎不绝。

　　5月13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宣布自5月18日起正式接受报名，除在苏浙皖多地设立分考点外，南京市设四个招生处，另在中山北路原国民政府联勤总部旧址设立临时报考处，为外地考生提供免费食宿。

　　当时，马光汝和同学看到招生简章后都非常兴奋，商量要去报考试一试。他们来到二野军大第一招生处——位于新街口的南京社会服务处大楼报名，只见楼上楼下排起长队，一直排到门外40多米，人山人海全是报名者。拿到报名表后，马光汝当即填报了特种兵科和无线电通信专业。

　　根据校方规定，报名考生5月中旬在建邺路原中央政治大学内参加文化考试，科目为国文、数学、政治。国文主要是一篇作文和文学知识，数学以初中代数、几何为主，政治则以时政题目居多，如国共和谈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要惩办哪些战争罪犯等等。

　　随后，考生在新街口原中央储蓄银行大楼内进行体检和口试。月底录取名单在新街口张榜公布，现场人行道、马路边和慢车道上全站满了人。

　　据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该校这次在南京所录取的新生，共14867人。现已报到者11000多人，远道者尚正在陆续办理报到手续。据该校招生委员会统计：这次报名应考者共21237人，男生占84%， 女生占16%；大学程度毕业或肄业者占14%，高中程度者占57%，初中毕业者占29%。”

　　司令员当校长

　　按照因陋就简选校址的原则，二野军大校址设在孝陵卫，原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旧址（位于现南京理工大学），分为4个总队22个大队，刘伯承司令员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徐立行任教育长，刘华清任校党委书记和政治部副主任。

　　马光汝至今仍记得报到当天中午饭的情景：炊事员用扁担挑来竹篮装的小米饭，旁边一个大铁皮钵子装满了炒包菜，接着每人发一个搪瓷碗，只听值班分队长一声哨音，大家以班为单位围蹲在路边开始用餐。这就是他在部队的第一顿饭。

　　晚上学员们住宿在平房里，一个班一间房。夏季酷热难当，房间里只有一顶白纱蚊帐，地上铺着草席，12个人挤在蚊帐里，一开始都睡不好觉。

　　第二天早饭后，全体集合开会，部队首长向全体学员训话。平生第一次，马光汝和同学们听到“人生观、世界观、检讨、批评”这些词语，似懂非懂，既新鲜又震撼。

　　当时生活环境艰苦，总队领导带领大家修整道路、翻盖厕所，自力更生改善条件。

　　没有固定教师，没有正规课本，学校通过全校性大报告与总队系列讲课相结合、大队辅导与自学相结合、分班讨论与联系思想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教学。

　　二野的领导同志亲自给学员作报告。特别是刘伯承司令员的《革命是要流血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邓小平政委的《过关问题》等报告，字字千钧，对学员影响深远。

　　进军大西南

　　1949年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二野军大下达了向西南进军的命令。

　　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二野军大全体人员分成3个梯队，走出钟山脚下的红色摇篮，沿不同路线分期分批向西南进发。

　　马光汝和首批进军西南的学员共四千余人被编为第一梯队，除枪支和干粮外，每人还发两双力士鞋和一个米袋子。10月17日，他所在的部队出挹江门，从下关码头渡江，沿途市民夹道欢送。而后行至浦口火车站，登上军列向西南进发。

　　二野军大的学员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斜穿半个中国，行程七千余里，投身于西南的征粮剿匪、土地改革及之后的进军西藏，逾千人在当地牺牲，为巩固西南立下不朽功勋。

　　参考资料

　　《南京二野军大的往事》 吕永明

       （本文部分内容根据马光汝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