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至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
搬迁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院系教授的书箱，也经学校统一运输平安到达南京。
在理学院心理系教授潘菽的一批书箱中，有一个捆着草绳的旧皮箱，贴着“潘菽书籍”的标签，看上去并不起眼。
鲜为人知的是，这其实是国立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建立的红色书箱。
根据“红色书箱”故事创作的配图（作者：方骏）
隐蔽校外，专人管理
1945年秋天，在中共南方局指示下，新青社在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成立。该社章程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
这意味着，新青社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
此前，国立中央大学内已经建有“据点”（没有名称、不定型的进步青年联络网）。新青社成立后接管了原“据点”一批进步书刊，并将同学手中的好书集聚起来统一管理，后新华日报门市部又拨过来一部分书籍。就这样，地下红色书箱诞生了。
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
红色书箱被秘密放在校外，由新青社分派黄可、郭玮等管理借阅。郭玮谨慎秘密地工作，把书按政治、经济、文艺、历史等分好类目、顺序，编上号码，用复写纸抄写了图书目录单。
为了保证藏书地点、管书人不致暴露，新青社有专人同他单线联系。每次见面交换借书单和图书，都在预先约好的专门地址。除了管理员，大家都不知道书存放在何处。
循序渐进，启迪青年
特殊岁月中，许多走上进步道路的学生，都曾从红色书箱里吸收过营养，汲取过力量。
1946年夏天，新青社成员胡甫臣成了书箱的“主人”。为了躲避鹰爪的追缉，胡甫臣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借出图书。
据胡甫臣回忆，自己一般先给人读巴金的《灭亡》《新生》，以及进步的抗日战争方面的文艺作品，建立友谊；然后是介绍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再后就可介绍读一些理论书了，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唯物主义入门》……
过了一段时间，胡甫臣再把书箱中最秘密的书籍借给同学，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当时，很多地下党党员和新青社社员都是红色书籍的读者和传播者，原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曾任南京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许思灏（又名许荏华）便是其中之一。她着了魔似地读了许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的著作，从一个单纯的姑娘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白色恐怖似一座囚笼，动辄得咎。我们不能逢人讲共产党、见人宣传共产主义。运用进步书籍从精神思想上启发渗透，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如同几声鸡啼唤来黎明、喇叭唤醒沉睡的青春与勇士……”胡甫臣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回忆。
教授帮忙，巧运书箱
在中大复校返迁南京的过程中，如何把红色书箱安全搬运到南京，困扰着胡甫臣等新青社社员。
书箱书籍不可分散，集中一起又容易引人注意。几经研究，一名同学想出妙计：将书捆装好，混在教授的书箱群中，不去管它，由学校统一运输。
潘菽
大家找到了平素常相往来的心理系教授潘菽，潘菽一口应承。就这样，这个违禁的皮箱被捆上草绳，贴上“潘菽书籍”的标签，混在心理系的书箱堆中，然后被顺利运送到南京文昌桥教授宿舍。
到了南京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酷。胡甫臣先将红色书箱隐蔽在水利系助教王超禹（中共党员）的寝室，后又将书箱转移到鼓楼新村8号许思灏的家中。此后，为了避免危险，红色书箱又被转移到一个新青社社员家里，这名社员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独住一幢花园洋房。
就这样，在那段最紧张的日子里，书箱“住”进了保险区。“红色书籍照样进进出出，只是管书取书多跑点腿儿、多辛苦点儿罢了。”
参考资料：
《金陵风雨》
《南京大学百年史》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