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随着时局变化，国民党当局加紧搜集进步人士（主要是青年学生）的黑名单。
12月初的一个中午，一辆吉普车突然闯进南京市立师范学校，几名特务跳下车，抓走了女学生王慕昭。王慕昭是进步报纸《助学周报》在市立师范的发行人。她被捕后，与之联系的地下党员陈少鸣也处境危急。
党组织紧急指示陈少鸣立刻隐蔽，等待撤退。
由此，陈少鸣踏上了一条艰难的“回家”之路。
1947年秋，地下党员陈少鸣在南京
撤退未成，深夜经历搜捕风险
根据指示，陈少鸣与市立师范另一名地下党员车助群同时撤退。
想到马上要到解放区，两人心中无比激动和兴奋。她们在滁县同学家中隐蔽，等待交通员来接。
然而，由于时局变化之快难以预料，约定的7天过去了，交通员仍没有到来。无奈之下，她们只好冒险从滁县回南京重新接组织关系。
回到南京时天色已晚，即将戒严。两人商量后，决定到老师武俊达家——他思想进步，和蔼可亲，一定会帮助她们。星光下，陈少鸣和车助群悄悄走进碑亭巷25号。果然，武俊达不顾危险收留了她们。
谁知，次日凌晨2点，武俊达探听到国民党搜查人员已到隔壁，情况紧急，便将两人藏入楼梯拐角处两个小壁橱里。搜查人员在武家楼下转了一圈后，就到了楼上房间。武俊达一边拿出证件，一边敬烟献茶。搜查人员经不住诱惑，大吃大喝起来。喝足填饱后，他们满意地走了，陈少鸣和车助群也就安全了。
几天难耐的等待后，两人再次接到撤退通知——早晨7时在下关火车站候车室碰头。这一晚，陈少鸣住在浦口二姐家，通宵未眠。清晨4点半，她提着行李出了门。然而，由于宵禁未解除，她在半路上被拦住，错过了第一班轮渡。待赶到候车室，约定的座位已空无一人……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陈少鸣后来回忆。
辗转芜湖，与“姨妈”亲切“重逢”
1948年底，陈少鸣在忐忑迷茫中，等到了第三次撤退的通知。
当时已回到家中的她，被母亲严加控制，不给分文，还把她的身份证藏了起来。陈少鸣借故找到同情革命的三姐，三姐给了她4枚银元和一张会计学校的学生证。
第二天一早，她化装来到中华门外，乘火车到芜湖，找到了一个叫李芷的大姐。李芷是中央大学毕业生，在芜湖农场工作，将和陈少鸣一起去解放区。此后几天，陈少鸣每天按时去指定地点接头，但都失望而归。
这天，陈少鸣终于在商店见到了来接她们的“姨妈”。她五十多岁，农妇打扮，十分精干。
陈少鸣依照组织要求，看到“姨妈”第一眼便十分亲热，表现出久别重逢的感情。
“姨妈！我等你好久了！”
“孩子，几年不见，你长高了，又长胖了。”
“姨妈”压低声音交代陈少鸣：明天天不亮就要过江，今晚要住在一起，尽量少带东西。
说完后，“姨妈”又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3枚银元交给陈少鸣，说是组织给她路上用的。
这是党第一次给自己钱，陈少鸣内心无比温暖，热血沸腾。不过她立刻把钱还给“姨妈”：“我即将投入党的怀抱，回家了已无比满足，感谢党的关怀。”
穿越关卡，历经波折终“回家”
1949年1月5日，是陈少鸣一生中永远忘不了的日子。
黎明前，她和李芷各提一小包，“姨妈”挑起一担年货，默默无声地来到江边，坐上小船驶向对岸。
靠岸后，关口检查，“姨妈”上前应付，哨兵挥手放行，顺利通过第一道关卡。
第二天中午，3人来到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关卡，也是最后一道关卡。瞥见远处国民党军营正在开饭，“姨妈”告诉两人：“当心！你们不要说话，由我应付。”
哨兵将“姨妈”担子上的东西乱翻一通，盘问她们的身份、住址，“姨妈”对答如流。搜查陈少鸣时，她取出学生证，主动打开提包。而见李芷穿着阔气，哨兵连证件都没看便放行。
刚走没多远，后面人群突然骚乱，国民党士兵持枪追赶着什么人，接着枪声大作，人群四散。“姨妈”赶紧领着两人离开大路往人群中跑，边跑边催促：“快！快！快！”
由于连日赶路，又累又饿的陈少鸣和李芷步伐踉跄，但仍拼命往前跑。当听到有人说“打倒两个，怕是追逃兵”时，陈少鸣不由转头想看一看，姨妈见状狠狠训斥：“快走！有什么看头！”
枪声由稀疏到消失，3人也一连跑了十几里地。这时，拉着脸的“姨妈”才露出笑脸：“往前走没事了。”黄昏时分，她们终于“到家”了。接应她们的战士亲切地与“姨妈”打招呼：“干妈，您真行，又是两个！”
当晚在乡长举行的欢迎晚宴上，陈少鸣低声向乡长打听“姨妈”的姓名，乡长扬声大笑：“她吗？是我的‘干妈’，你的‘姨妈’呀！”
“到家”后，陈少鸣被编入金陵支队，改名陈语。南京解放后，她回到南京，参与接管。交通线上不知名的“姨妈”，成了她一生的挂念。
参考资料：
《金陵风雨》
《情系上甘岭——记上甘岭将士的妻子们》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