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中 地下交通线如何运作

1948年夏秋之际，南京城笼罩在森严的白色恐怖中。

国民党大肆逮捕大、中学校的学生领袖和骨干分子，以求扑灭国统区革命火焰，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南京市委开辟多条交通线，积极开展撤离工作。

1948年12月，南京地下党员赵志撤退到皖西解放区时自己绘制的行军路线图

艰难开辟

1949年1月19日，安徽马鞍山采石矶，国民党巡逻艇正在查验往来过江人员。

一艘载有20余人的木船晃晃悠悠划往渡口。船上，一位未带大件行李、穿着鼓鼓囊囊、看起来还比较稚气的年轻人，引起了宪兵的注意。

查验证件，人证对不上，宪兵撕了证件，大声质问。此人也不胆怯，亮出《中国日报》的记者证，声称要去找皖西一带大名鼎鼎的“周三爷”，得以过关放行。

这是南京解放前夕，发生在南京至皖西四分区交通线上的惊险一幕。

年轻人陶子平是南京中学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口中的“周三爷”，在当时皖西一带名声响亮。而“周三爷”真名杨少庭，是中共南京市委派出开辟交通线的中共党员。

早在1948年春天，中共南京市委派遣浦镇大厂支部书记杨少庭随交通员唐世贵进入无为县的黄雒河地区，和皖西四分区联络部取得联系，在接近南京的前沿地区、离无为县城30里的万家村设立南京联络站。杨少庭化名周群，人称“周三爷”，负责联络站工作，唐世贵等人则担任交通员，护送撤退人员到联络站。

然而，交通线启用不久，就被迫中断——

7月初，南京学运领袖朱成学、华彬清、李飞等人分三组从该线撤退。就在离开南京之时，负责转移的交通员却先一天被敌人逮捕叛变，三人也不幸被预伏在接头点的特务逮捕。刚开辟的交通线被迫停止使用。

直到9月，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才派人到皖西四分区恢复交通线。

撤退去皖西的交通线路程远、关卡多。为此，几名交通员行走路线各不相同。而待撤退人员到达南京联络站稍事休息后，杨少庭等便与四分区联络部联系，安排他们随部队一起进入皖西解放区。

撤退隐蔽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叫嚷着“检举匪谍”，南京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发出传票，逮捕关押中大、金大等校学生。一时间，南京城内气氛紧张。

中共南京市委迅速作出相应部署，要求扩大开辟交通线，多渠道向解放区撤退。除了工委，其他系统也相继派遣人员开辟交通线。

9月，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派遣党员徐瑞卿开辟南京至苏中一分区的交通线。徐瑞卿两次冒险进入解放区，找到苏中一地委江南工委（对外称“江南办事处”），向其汇报了南京有大批人员需要撤退的情况，请求给予支持。

该处组织部长焦康寿答应协助撤退和接收南京的党员，和徐瑞卿约定撤退人员报到和转移组织关系的暗号，并安排了两条交通线。

中共南京市委研究决定，批准使用江阴至新港线。起初，这条线上有2名交通员，随着撤退规模扩大，又增加了4个交通员。由于这条线安全、迅速、容量大，因而使用时间最长，撤退人员最多。

此外，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市委部署，先后开辟下蜀至东沟线、南京至蚌埠线。

“八·一九”大逮捕后，中共南京市委通过开通至皖西四分区、豫皖苏三分区、江淮一分区、苏中一分区等多条交通线，陆续把已经暴露的党员、积极分子撤退到解放区。

保存力量

1948年11月25日，国民党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逮捕。学委决定，将中学生中的党员、积极分子撤退到解放区培训。因为撤退的人员数量多，已有的交通线来不及输送，市委要求学委男中分委自己开辟一条线路，直接向解放区撤退、输送干部。

男中分委了解到，学生党员冯乐耘在江都真武庙（属苏中二地委）有亲戚关系，就派他闯进去，顺利开辟南京至真武庙线。此后，冯乐耘便参加交通站工作，是这条线路上唯一的交通员。

每次，冯乐耘到了南京，通过在报上刊登启事，与男中分委负责人见面，获取撤退人员的关系。随后，他带领撤退人员乘火车至镇江过江，经六圩、仙女庙进入解放区。自1948年12月31日至1949年2月底，冯乐耘先后从南京安全掩护5批13名地下党员到江都交通站。

1949年国民党封江后，大规模地向解放区撤退、输送干部的工作基本结束，而零星、分散的隐蔽撤退工作，则一直进行到南京解放。

根据统计，中共南京市委共有组织地撤退、隐蔽和转移了约400名学生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这些人在根据地经过短期训练，大部分都被编入“金陵支队”，参加南京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工作。

参考资料：

《南京党史资料》24-26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