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挺进队”迎接解放军过长江

1949年4月20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

千舟竞发，直指江南。

中共地下党员林大宗组织起100多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水上挺进队”，24日，他们驾驶八艘巡逻艇，开往浦口，迎接解放军大部队渡江。

此前的23日深夜，先期渡江的第三十五军的勇士们已经高举着红旗，直奔国府路（今长江路），把鲜艳的红旗牢牢地插在总统府门楼上。

南京城一片欢腾。

黎明前夕，水上警察起义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首都水上警察局刑事科长、南京市委警察运动委员会（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组织成立，在国民党警察系统内部展开工作）委员林大宗和上级领导黄河在玄武湖公园樱洲秘密接头。

黄河告诉林大宗：“渡江日期可能比预计时间提前，接应大军渡江的任务，要你积极去完成。现在再次明确你的主要任务是：一、在适当时刻把架子搭起来，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水上挺进队’这个番号，把你所能掌握的警察武装力量变成我们的地下武装部队，占领下关地区，起到先遣军的作用；二、及时派船艇到浦口接应大军渡江，并尽量发动民船参加运送，以壮大声势；三、保护发电厂、火车站、轮渡栈桥及粮食、汽油等重点仓库；四、维持下关地区治安秩序，张贴标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任务光荣而艰巨，林大宗一一默记在心。

当天，江面上早已封锁，江南沿江的船只不准行驶。水上警察局的八艘巡逻艇也在前两天撤到汉西门的护城河停泊。

当晚子夜时分，局长来电，向林大宗发出指令：“明（23日）早6点以前，将所里所有人员、武器、弹药全部带往中山门外，随同警察队伍撤退。”

林大宗挂上电话，立即找到赞成起义的巡官陈古哲，告诉他，“局里开始撤退，我们要将下关派出所人员留下，作为自己的力量”。

23日早晨6时30分，林大宗通知陈古哲将全所人员紧急集合起来，传达命令：“顷接局长来电，我所全体人员撤回局本部集中。我先去局里联系，全体人员带齐武器弹药，由陈巡官带领，留所待命，等我来电行事。”

下午，下关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撤退，只剩下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林大宗记起黄河的指示，“在适当时机先把架子搭起来”。于是，他一面派人把“水上警察局”旧门牌取下，在门上贴上红纸——“中国人民解放军水上挺进队队部”，并赶制200个“水上挺进队”臂章以及标语；一面吩咐陈古哲，让全体留守人员在大厅集合。

当时，留守人员约有140人，沉默不语、人心彷徨，正是争取起义的好时机。林大宗告诉大家：“国民党大势已去，警厅已经撤离不管大家死活。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京就要解放。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投向革命，立功赎罪，前途光明；另一条是跟国民党逃跑，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你们何去何从，听凭选择。我奉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指示，负责收容你们，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水上挺进队，接应大军渡江。不愿意参加的马上出列离队，愿意留下的听令行事，由陈古哲进行编队。”

全体人员鸦雀无声，没有一个出列离队的。

林大宗庄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水上挺进队正式成立，他本人担任队长，黄河同志任政委。

组织船只，迎接大军渡江

4月24日凌晨，眺望下关对岸的浦口沿江，已隐约看到解放军战士在寻找过江船只。这时候，水上挺进队的巡逻艇还未驶出内河。

林大宗派去催船的人回来汇报说：“从三汊河口至汉西门这段水面，大小船一个挨一个，船艇开动不得，只能靠人力一步步撑着挤出来。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晨，前进不到500米。”

林大宗一听，急得直跳脚，按这样的速度，明天下午巡逻艇才能到达下关，这可不行。于是，他赶忙下令：“在船上贴上标语，边驶边宣传，动员船民们与我们合作，驶出内河，到对岸迎接解放军。”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船民们得知巡逻艇是去江北接大军渡江的，纷纷驾船让路。24日中午时分，巡逻艇抵达下关，随即由刘超同志带领，驶向江北迎接解放军。

水上挺进队的巡逻艇在江面上快速往来，迎接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渡过长江，半天时间，就有两个团的部队抵达南岸，向城内挺进。

几家轮船公司和驳船工会的负责人见状，也表示愿意为解放军效劳。林大宗吩咐他们积极发动民船，参加运输工作。同时，水上挺进队派人在下关地区到处张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标语，以造声势。

就这样，水上挺进队和船民们齐心协力，驾驶各种船只破浪往返，迎接我军顺利渡江，完成了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

时任三野第八兵团司令员的陈士榘将军在《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南京地下党以严密的组织工作和英勇果敢的行动，不仅为我军顺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保护城市，维持治安，接管和建设南京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考资料：

《南京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