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翟大来” 23岁的南京特支书记

1934年8月7日晚，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座老式平房门窗紧闭，随着哗哗地翻纸声，一份份共产党文件印制出来。

“哐当”一声，门破了，特务们持枪闯入，屋内的长衫男子寡不敌众，受伤被捕。

家人闻讯，几次前往监狱探监并设法营救，男子却拒绝相认，只是坚定地说：“我叫翟大来！”

顾衡，被捕后化名翟大来

白天着工装，晚上换长衫

1932年，南京中共组织遭受第七次破坏，顾衡临危受命，接任南京特支书记。

这位23岁的年轻人何以能够担此重任？

顾衡就读于中央大学的学籍表

说起来，顾衡与南京颇有渊源，曾先后在东南大学附中、中央大学就读。济南惨案的发生和社会的贫瘠，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激情。在与进步青年的接触中，他逐渐认识到“科学救国”道路行不通，毅然放弃学业，走上了革命救亡道路。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顾衡总结了此前在皖北工作的经验，提出工人阶级及士兵队伍中发展组织。这一想法得到省委的同意。

顾衡在安徽农村从事武装斗争时使用过的手枪

当时南京的工厂很少，最大的工厂浦镇机厂党组织亦被破坏，有待恢复。

不久，浦镇机厂门口出现一个摆小人书摊的年轻人，身穿褪色的工人短装，走起路来腿还有些跛，每每有工人前来看书，他总挂着微笑。

这便是伪装后的顾衡，他以摆书摊为掩护，往来于浦镇、下关、城内，日夜为党支部的建立奔忙。为了让自己的手更像工人，他用大量的碱水洗衣服，有时还将手放进沙子里搓擦，直至整双手粗糙起来。

组织干事葛和林在国民党政府从事电力工作，住在机关建设委员会的宿舍。每周五的晚上，顾衡都换下身上的工人装，穿上长衫，以其朋友的身份从容走进宿舍，这里被他们作为党的机关。

由于所有的党内文件皆由顾衡亲自起草和抄写，忙起来时常彻夜不眠。第二天，他又换成工人装离开。

至1934年初，南京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共南京特支改为中共南京市委。

父母探监不改口：“我叫翟大来！”

1934年8月7日，南京的晚上没有一丝丝凉风，开完会的顾衡回到其位于中央大学附近的秘密住所。虽已是深夜，但有份文件亟待印刷。

门窗紧闭的小屋如同蒸笼一般，汗水浸湿了他的长衫。眼看着工作快要完成，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来，顾衡瞬间立刻意识到可能要发生的事，迅速地擦着火柴，将所有的文件烧掉。

特务破门而入时，只看见即将燃尽的火光，顿时气急败坏。“我叫翟大来，你们要干什么？”顾衡顺手操起油印机的滚筒，摔向特务，但因寡不敌众，最终被捕。

三天后，顾衡的妹妹顾清侣作为交通员也被逮捕。顾衡的父母辗转托人设法营救，三次前来狱中探望他。为防连累亲人，他忍痛不与家人相认，始终坚持自己是“翟大来”。

事实上，翟大来另有其人，为顾衡直接领导的一名学生，秘密住所的租约用的就是该学生的名字。顾衡的一口咬定，避免了特务的进一步追查。翟大来得知此事时，感慨自己已经被反动派枪毙过一次了。

特务头子徐恩曾对顾父说：只要劝说顾衡说出南京共产党的情况，写悔过书，就可考虑从轻处置。回答的只有顾衡的铿锵之声：“不要上当，我是不会投降的！你们也无须为我奔走权门、托人营救了。我已抱定宗旨，舍生取义！”

酷刑威逼不动摇：“共产党万岁！”

顾衡被逮捕之初，国民党知道他掌握着部分共产党员名单，企图通过他将南京共产党员一网打尽。酷刑威逼、“感化”利诱、杀一儆百等手段尽施，但还是一无所获，顾衡很快被移至宪兵司令部军法处。

国民党当局在狱中使用的刑具

在军法处的法庭上，面对法官的审讯，顾衡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国民党腐败，只抓共产党，不抗日，非垮不可！”军法处前后对他三次审讯，他都把法庭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审讯他的记录，加起来有一尺多厚。

最终，他被关进了“死亡牢房”——东十三号牢房，此处专关准备枪毙以及案子重大的犯人。

在亲友的多方营救之下，军法官允诺判顾衡无期徒刑。案卷送到宪兵司令谷正伦处，谷正伦知顾衡立场坚定，决不可留，当即亲笔改批：“怙恶不悛，改处死刑，立即执行”。

顾衡殉难处

1934年12月4日清晨，顾衡梳好齐整的头发，穿上灰色长衫，伸出手与难友握别，从容不迫地跨出门去。

卡车直直开往刑场，“共产党万岁”的激昂呼声在雨花台上空激荡。

这是顾衡的声音，是他最后的呐喊。

参考资料：《顾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