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闸北公园，绿树掩映，池水清澈，曲径蜿蜒，景色宜人。
7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当局垂死挣扎，大批革命志士被枪杀、活埋于此。
其中，民革成员孟士衡、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和肖俭魁于1949年5月9日英勇就义，他们仨都与年初那场震惊全中国的“京沪暴动案”有关。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宋公园（今闸北公园）枪杀共产党员
“京沪暴动”计划
1949年年初，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解放大军席卷长江以北。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但在国共和谈中，国民党当局仍然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
这一决定，寒了很多内心渴望和平的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心。
此时，国民党元老王葆真已是中国国民党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他往来于京沪一带，在国民党军、警、政界进行策反，伺机举行暴动，迎接解放军渡江，加速江南广大地区的解放。
1949年1月下旬，王葆真决定制定“京沪暴动计划”，并指示民革南京分社主任委员孟士衡具体拟定。
王葆真
1949年2月6日，南京市大光新村2号的大门被轻轻拉开了，从门内走出几人，转身与门内的人握手道别，随后大门又轻轻地关上了。
看似是老乡间的串门小酌，实则几个小时前，这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议着有可能重新书写历史的“京沪暴动计划”。
在此之前，中共地下党员兼民革南京分社宣传委员吴士文偷渡到长江北岸与解放军江淮军区进行了接洽，汇报了南京暴动的设想。这一天，江淮军区特地派了代表王虎臣赶来参加会议。
大家都压低了嗓门，发言十分热烈，吴士文首先介绍了在南京举行暴动的重要性、可能性。
他说：“南京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蒋介石虽然不在南京，但李宗仁、何应钦等军政要员仍留在这里，我们可以像当年发动‘西安事变’那样，将他们一一扣押，再迫使李宗仁同意中共的八项和平主张，并将长江防线撤防。”
大家听了十分兴奋，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了看法。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琢磨，众人共制订了以下行动计划：
第一，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防止国民党重要人物搭飞机逃跑；第二，策动南京国民党军、警起义，分别切断南京各主要干线的交通；第三，扣留国民党重要头目，如代总统李宗仁、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南京市市长滕杰等；第四，如果南京出现政权真空，则准备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协助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暂时维持社会秩序；第五，接应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计划商定，一干人分头行动，等待暴动的那一刻。
民国时期的明故宫机场
三位主要成员被捕
2月12日，孟士衡匆匆带着行动计划奔赴上海，向王葆真汇报起义进展。在王葆真处，有位同志见他热情高昂，显得有些过急，插了句话：“地下工作，千万注意保密啊！”
孟士衡笑答：“咱们干革命，不惧牺牲！”
所有人都不知，此时国民党特务已经侦知“京沪暴动计划”，并进行打击和摧毁。
2月13日上午，孟士衡与民革成员余亚农等一起，正围桌而坐分析解放军渡江前的京沪形势以及民革在渡江战役中应起的作用时，忽然敲门进来了两个人——孟士衡的同乡、首都卫戍司令部上校副专员马志青，携一西装革履的青年。
马志青一进门立即介绍说：“这位是李代总统的代表，奉命来请孟士衡到南京共商国是。”
说罢，青年从皮包内拿出印有总统府字样的大信封和请柬，并十分贴心地送上10万金圆劵当作旅费。
一番寒暄后，马志青提出请孟士衡与友人吃西餐。余亚农等人自是托故不去，而孟士衡不但欣然前往，且两个小时后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
于是，沏茶一杯权且醒酒。
孟士衡
哪知一杯未尽，戴盔持枪的士兵蜂拥而入，带走了孟士衡。
此时的孟士衡还不知道，前一天，吴士文和肖俭魁已在南京被捕。
计划泄密缘由
有人可能会问，“京沪暴动计划”到底怎么泄露出去的？
问题，出在了开会地点的选择上。
吴士文的家大光新村2号是一个大院，住户不少，其中最有问题的当属秦范武。此人是军统特务，为人深沉寡言，很难叫人看出深浅。
秦范武明知吴士文和孟士衡交往过密，也似乎早已知他们在政治上可能有条出路，曾当面询问：“你们是否已找到人生道路？果尔，请携我同行！”虽然这次试探遭到了吴士文的否认，但足以证明在其面前漏出了破绽。
吴士文和肖俭魁被捕后，秦范武搬家又升职，从上尉变成了少校。
1949年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汤恩伯批准，将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三人沿途大喊口号，高唱国际歌，听者无不动容。
孟士衡从容执笔，写下了最后的遗嘱：“秦秀卿贤妻鉴：我为革命而成仁，死无遗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鉴谅。汝可改嫁，善自珍重。”
写完掷笔，英勇就义。
“京沪暴动计划”虽然没有成功，但大批警察、官兵仍在解放前夕加入了革命队伍行列，在解放、维持南京和上海的社会秩序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