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撤途中起义 国民党伞兵三团海上新生

伞兵，即降落伞部队、空降兵。早在1944年1月，国民党就在昆明编练了第一批空降部队，后改编为伞兵总队。

抗战胜利后，这支特殊部队跋涉千里，从云南昆明移驻南京岔路口。驻扎不久，1946年9月1日，伞兵总队便接到通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代表蒋介石前来校阅。

蒋介石将伞兵部队视作“国军之花”，尤其是改编为伞兵司令部后新组建的伞兵三团。然而，就是这样的精锐部队，却在1949年4月全团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当局。

策反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成功后的合影

“国军之花”团长秘密投共

经美军直接援助、指导的伞兵部队，成立之初，就因在对日作战中连战连捷，颇有美誉。

伞兵部队空降作战

蒋介石对之也极为重视，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

1948年3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蒋介石加速建立“新军”。伞兵总队改编为伞兵司令部，下辖3个伞兵团，每团官兵2500多人。

其中，三团系重新组建，士兵大都是从成都、重庆等地招募来的大专生及高中毕业生。他们齐集南京受训，驻扎在雨花台附近待命。为了笼络这批知识青年，国民党不仅给他们高额酬金、美式装备，蒋介石还亲临视察检阅。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连连胜利，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决定先将伞兵部队调防上海，又告知伞兵司令张绪滋及三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准备调往福建，再转往台湾。

蒋介石特意向三团团长刘农畯“交底”：等到了台湾，就将三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给予特殊待遇。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想到，刘农畯早已被中共地下党策反，在1949年2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波三折，南撤计划突然改变

其实，中共一直重视对伞兵的争取和策反工作。早在1943年，中共秘密党员段伯宇就开始对刘农畯做争取工作。当中共中央上海局掌握蒋介石策划伞兵南下出逃的意图时，段伯宇再次出马，几番交谈后，便顺利策反刘农畯。

决心起义后，刘农畯还与打入伞兵内部的地下党周其昌、陈家懋等人成立了伞兵三团党支部，准备按计划于南撤途中发动海上起义。

恰在此时，变故发生。因战局吃紧、运输船只难以协调，国民党国防部下令伞兵三团提前起程，于3月28日与二团一起撤离上海。

南撤计划的改变，让原本海上起义的方案陷入困境。中共在伞兵二团并无力量存在，如遵令合并南撤，起义的计划必将成为泡影。

当时伞兵三团一营恰好在上海北站担任勤务，尚未撤下；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前主任倒卖军械案也在清查之中，大量军械弹药一时无法全部装箱。刘农畯与陈家懋抓住这个机会，向伞兵司令张绪滋说明情况，强调原定计划不便更改，取得了张绪滋的同意。

上海三林塘伞兵三团团部旧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上海局也积极行动，由上海港口运输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段伯宇胞弟、中共秘密党员）出面，向伞兵参谋长戴杰夫报告：在汤恩伯派军接替前，三团一营不能撤走。段仲宇还保证，自己将负责调配三团南撤时需要的船只。

海上起义，毛泽东、朱德来电慰勉

1949年4月13日下午2时许，伴随着一声长鸣，“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艇从黄埔码头缓缓起航。船上除了伞兵三团全员，还有伞兵一、二团部分人员。

晚上7时半，登陆艇行驶至花鸟岛以东海面。按计划，这里正是伞兵三团起义南下和北上的转折点。

航行指挥官、党支部成员李贵田走进驾驶室，拿出一封事先拟好的“国防部急电”，要求艇长掉头北上。面对不知情、坚持请示上级的艇长，李贵田态度强硬，指挥两名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员进入驾驶室。艇长一见这阵势，只得下令“左满舵”，拔掉收发机上的电子管。

4月14日下午，登陆艇已经到达安全地带，地下党支部宣布了起义决定。

刘农畯召开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表明如果继续跟着国民党走，将是死路一条，而另一条路就是全团起义，投奔解放军。陈家懋适时站出，亮明身份，同大家讲清形势、决策，并允诺所有船员进入解放区后可以继续从事航运工作，家眷由人民政府照顾。

会场顿时热闹起来，干部及士兵的情绪渐趋稳定，纷纷在“起义宣言书”上签了名。4月15日凌晨，登陆艇顺利到达连云港，伞兵三团成功起义，创下国民党空军一次起义人数最多、建制最完整的纪录。

5月18日，毛泽东、朱德来电慰勉：“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1988年4月，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合影

之后，伞兵三团改编为华东军大伞兵训练总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整训。1950年，“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在此基础上成立，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空降兵部队。

参考资料：

《江苏地方志》

《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