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抗战时期的《南京人报》，曾是南京最具知名度的报纸之一，创刊首日销量达1.5万份。
第二次国共和谈之时，该报打破新闻封锁，以大号黑体字刊出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的启事，揭露国民党不顾民族利益破坏和谈的行径。
从此，《南京人报》以“中间偏左”的进步姿势在广大南京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信任和荣誉。每每刊出国民党当局动态，都会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1949年2月1日这天，报纸登出首都警察厅厅长出逃的消息，再度引起全城哗然。
无惧干涉，发行报纸两万多份
1949年1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南京人报》副总编辑汪受善接到了报社女记者赵灵筠送来的稿件。报道的内容颇让人感到震惊：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开溜失风，带他的姨太太及金银十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被部下截获。
时局不稳，这样的消息刊登出来必将造成不堪设想的“骚动”！
汪受善反复合计了半天，决定从“新闻真实”的原则出发，根据新闻的来源决定最后的取舍。他当即打电话找到了住在珠江路的女记者赵灵筠，询问事情原委。
“汪先生，您问问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吧，是马局长亲口说的。”挂断了电话，汪受善又给马广运打去了电话，确认消息的准确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汪受善删改了几句话，拟好标题，决定付印，并将消息登在第四版头条。
2月1日清晨，汪受善还没看到印好的报纸，就接到了报社发行部主任的电话，说警察厅派了警察来报社，不允许当天的报纸出街。
但汪受善不为所动，认准新闻来源真实可靠，坚持发行。
报社工人正在切白报纸
就这样，《南京人报》当天的报纸飞快地卖完了，又印又发，比平日骤增一倍多，足足23000多份。
一时间洛阳纸贵。
但就在汪受善和同事庆祝的同时， 国民党反动派针对此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和扼杀进步言论的行动。
真相背后，地下党“推波助澜”
2月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此次《南京人报》一连串制造无中生有的新闻，引起社会之不安，虽屡经警告，仍置若罔闻。本部为维护首都治安，自不能坐视，乃奉命勒令停刊……”
此时，《南京人报》已经被捣毁，而汪受善被关押在了首都卫戍司令部的看守所里，有苦说不出。
南京人报社职工服务证
其实，《南京人报》在这起事件里，实实在在做了回“背锅侠”。
1949年年初，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企图将一批武器弹药运到福建，准备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中共地下党员田绥祥得知消息后，指示民革南京分社（主要开展对敌军事策反工作）以黄珍吾贪污遣散费一事为由，发起群众运动，粉碎其阴谋。
民革南京分社派人破坏了运送武器的汽车轮胎，又布置马广运手下的警察以阻碍交通为由将车辆扣下。而《南京人报》参与新闻采写的记者赵灵筠正是中共南京地下党派去的同志，试图用舆论将事情闹大。
消息见报后，顿时整个南京城为之哗然。黄珍吾借口警察官兵酝酿起义，马上反咬一口说自己并没有要潜逃，是警察诬告，而且警察与共产党事先商量好，起义拿下南京，解放京沪一带。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听闻此讯，立即下令扣押马广运及其手下的警察官兵，同时污蔑警察官兵为“第五纵队”分子。当然，最先参与报道的《南京人报》的记者和编辑也被扣上了“第五纵队”宣传工具的帽子。
这才有了《南京人报》被捣毁，副总编辑汪受善被捕的一幕。
见首都警察厅全体警察因黄珍吾而义愤填膺，南京地下党又策划了警察罢岗事件，给本就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沉重一击。
事后，田绥祥为了安全起见转移至上海，汪受善在被捕23天后经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安全出狱，《南京人报》也于当年的7月7日复刊。
参考资料：《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南京档案》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