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1949“去”还是“留”？

　　1949年元旦，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时序的轮替，仿佛预示着进步与腐朽的更迭。

　　当淮海战场上的战火渐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失败无可避免。

　　面对政治、军事、经济的总崩溃，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发布《新年文告》，宣称“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一切唯国民之公意是从”，暗示自己将下野。

　　但这不过是蒋介石企图用来拖延时局的幌子，他早早地预谋了退路，下令南京政府机关和各大城市的工厂、学校、机关南迁。

　　1949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受战事威胁的国立院校，应分别拟具应变计划，选定校址，呈准教育部后迁校。

　　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了搬迁的重点对象。中共南京市委学委领导组织学生应变护校，迎接解放。

　　国立中央大学内，一场去与留的博弈就此展开。

　　护校反搬迁

　　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

　　1949年1月中旬，中大代校长周鸿经派人分赴福建、广州、台湾，勘察新校址，并将校内图书、仪器装箱准备搬迁。

　　学校党组织立即发动群众抵制，做木箱的工人磨起了洋工，把木箱钉得松松垮垮，致使装运一再返工，拖延了搬运时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德滋正是护校反搬迁运动的亲历者，当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多年后，王德滋回忆：“很多仪器已经装箱了，教授们坐在箱子上，不准抬走。”

　　1月21日，国立中央大学召开校务会议，学校搬迁问题被正式摆上台面进行商讨。周鸿经抛出迁校厦门的提案，当即遭到进步教授的反对。

　　教授会主席郑集说：“学校经不起搬迁折腾，一迁已甚，何堪以再，西迁是因为日寇入侵，不得已而为；而此次国内战争，根本没有搬迁之必要。”

　　由于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迁校厦门的方案被当场否决。

　　会后，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仍在继续，校长周鸿经等人四方奔走游说，企图威胁、利诱教授南迁。

　　被誉为“国统区一面不倒红旗”的梁希教授振臂疾呼：“去台湾是绝路，不要上当，大家留下来护校。”

　　一席话，更加坚定了中央大学师生护校反搬迁的决心，抗议迁校的大标语从文昌桥一直贴到四牌楼校本部。

　　如期开学

　　中央大学南迁不成，周鸿经无计可施，更无意组织“应变”。1月27日凌晨，周鸿经与训导长、总务长弃职而去。

　　中共地下党总支立即抓住时机，提出“反对教育部派校长，要求教授治校”的口号。数日之内，相继成立学生、职员、工友三个应变会，其中学生应变会主席团多数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

　　此时正值寒假，留校师生800余人奔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愿，领回来一卡车金圆券（3000万元）的应变费。师生员工用应变费买粮购物，组织警卫队站岗放哨，保护学校。

　　1月30日，中大教授会决定成立“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选举梁希教授为主任委员，潘菽教授为副主任委员，胡小石教授等为委员，行使中大行政领导权。

　　师生联合起来多次向代总统李宗仁请愿，迫使李宗仁致电已迁广州的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指令他解决学校的几个问题。

　　2月7日，国立中央大学如期开学。

　　“如果没那次护校斗争，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南京大学。”王德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