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生：新南京首任“大管家”

　　1949年4月24日，作为第三野战军三十五军军部驻地的黄埔路励志社（现钟山宾馆），人来人往。

　　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坐着接收来的吉普车，前来与三十五军会师。正当她与三十五军政委何克希相谈甚欢时，会客厅里走出了一个老熟人——陈同生。

　　他们曾在1946年开办的华中建设大学（华中解放区培养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的新型大学）一起任过职，陈修良为财经系副主任，陈同生是文教系主任，此后因革命工作也多次联系，友谊深厚。

　　战友见面，激动异常，两人紧握双手。

　　此时陈修良或许想不到，这位老熟人，即将成为新南京首任“大管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呕心沥血，使得接管工作紧张有序地全面开展。

陈同生

　　他是《东进序曲》黄秉光的原型

　　陈同生是湖南零陵人，求学就追求进步。1924年，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为中共党员，他历经战火，参加过广州起义、反攻海丰城等战斗，英勇异常。

　　不过，因为在战斗中负伤，他被组织安排到四川疗养，此后又潜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他和南京结缘，是在1935年。

　　因叛徒出卖，他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两年后出狱，受命担任《金陵日报》代理社长、总编辑，直至抗战军兴，南京沦陷，《金陵日报》停刊，陈同生也奔赴抗日战场，参加了新四军，曾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陈同生在金陵日报使用的记者证

　　经典电影《东进序曲》中，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只身入虎穴的场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胸有韬略，从容镇定，与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

　　黄秉光的原型就是陈同生。

　　有人说，陈同生是一介书生，也是一名战士。

　　1949年初，陈同生调第二野战军，参加渡江作战以后接收南京的筹备工作。

　　辗转经年，陈同生回到了重获新生的南京，再次为这座城市贡献力量。

　　刘伯承的大印被他保管

　　4月21日，当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时，总前委就派陈同生率领第一批先遣人员向南京进发。

　　资料记载：他们分乘两辆吉普车，除了随身携带的短枪外，还带了几支长枪，以防路上遭遇敌人的散兵游勇。行至滁县、全椒一带，他们听到了南京电台反复广播：“南京解放了，秩序良好……”

　　4月24日上午，陈同生一行乘轮渡过江，直奔三十五军军部，与大部队会合。

　　南京解放了，如何顺利接管南京，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考验。

　　随着宋任穷、刘伯承等人的先后到达，接收南京的工作很快进入正轨。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

　　这时的军管会、市政府在国民党政府考试院旧址办公，陈同生担任军管会秘书处负责人、南京市政府首任秘书长，成为军管会与市政府的“大管家”。

　　他带领秘书处的同事们，承担了繁杂的具体性事务工作，就连刘伯承的大印也放在陈同生的办公室里。

　　一封封南京市军管会的布告开始发出，新南京开始平稳运营。

　　5月 17日，为保护公私财产、文化机关及名胜古迹不受损害，南京市军管会下发了《关于保护公私财产、名胜古迹之布告》；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5月 23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了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管会发布了《关于成立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之布告》；

　　9月，南京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会提出了建设新南京的方针与当前任务……

　　经陈同生之手起草润色，这样的布告文件一个接一个，有时一天一件。随着布告的陆续发布，解放后的南京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安定，生产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

　　1949年9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宣告：“查自南京解放以来，为便于接收工作顺利进行，特于本会下成立军事、行政、交通、财经、文教等接管委员会，分别负责本市之各项接收工作。兹以接收任务均已先后告一段落，所有工作悉交由各有关机关，妥为保管。本会所属之上述各接管委员会，自即日起宣布结束。”

　　陈同生的新职务为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忙碌的工作并没有停止。

　　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回忆：1950年春节，她被父亲的警卫员接到南京过年，但是“父亲一到家，电话不停，客人不断……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谁都不管我，我要回家了。’那个家指的就是保育院。我觉得父亲不很在乎孩子，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可是母亲说：‘那时刚解放，工作实在太忙了，其实爸爸是非常喜欢你的。’”

　　1950年初夏，南京的全面接管工作顺利完成，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积劳过度，加上解放前在国民党监狱所受的刑伤未复，在接管告一段落时，陈同生终于病倒了，咳血不止，不得不住院休养。

　　1950年8月，他被调往上海工作，离开南京。

　　南京的这段生涯，被他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书名为《不倒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