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一份公开宣传抗日的进步刊物出现在南京街头。
这份由章克主办的《大公周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沦陷区引起了极大震动。
同年7月10日，连续13期一版再版的周刊遭到封禁，与一众忠实读者挥手告别。
敌占区办起公开刊物
1944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敌伪加紧了对新闻消息的封锁，沦陷区人民焦急地等待着抗日救国的好消息。
地下党员吕一峰等人在南京召开谈话会，众人一致认为出版一个公开刊物，真实地报道战争形势，可以增强沦陷区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人民团结抗战到底。《大公周刊》应势而生。
当时，沦陷区的新闻纸都控制在日本驻南京汪伪大使馆的手里，要想出版一份符合民众所望的刊物，不仅要得到日本汪伪大使馆的同意，还要从日军报道部领到发行许可证。
右二为章克
章克奉命打入汪伪政府，在宣传部任职，并设法取得了一张许可证。他还向汪伪宣传部预支了三个月薪水，加上吕一峰节余下的钱，筹齐前期印刷10万份周刊的经费。
想要办好刊物，对编辑人员的胆略和机智也有要求。在敌占区报道敌人不肯公开的消息，提出敌人不愿听、更不愿接受的主张，随时都有被暗杀或被逮捕判刑的危险。因此，刊物的发起人除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其余的都是不愿做亡国奴、更不愿当汉奸的爱国人士。
创刊号问世即告罄
1945年4月10日，《大公周刊》创刊号问世。短短几日，十万份刊物售罄，随后加印五万份，在当时众多报刊中发行量位居前列。其中，有5000多份是新四军有关部门专门派人到南京来购买的。
《大公周刊》创刊号
创刊号中指责“大东亚战争”使“中国徒然为日本制霸东亚野心下之牺牲者，自为任何中国人所难以接受”，并尖锐地指出目前“日本处在四面楚歌之严重局势下，已失去了其作战之主动性”。
此后的每期周刊，内容愈加尖锐醒目。广大沦陷区老百姓从中得到了渴望的消息，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一天，一名陌生青年找上门来，询问章克办刊是否有困难。见他不愿说，这名名为谢启泰的青年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是从延安过来的，瞬间打消了章克的迟疑。
在谢启泰的帮助下，章克不仅解决了新闻纸紧缺的问题，还招了一批“新编辑”。上海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积极投稿，所写内容多为关于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以及大后方特别是解放区的抗战情形。在当时的南京很难知道这些消息，可以说，这些学生填补了《大公周刊》的一大空白，从而大大充实了内容。
章汉夫
从周刊出版第2期起，谢启泰就一直在思想上启发章克等人，并在业务上提供指导和协助，直到周刊被封为止。后来，章克才知道这位谢启泰就是章汉夫，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时，他任副部长。
做好最坏的打算
随着《大公周刊》影响力的愈加渗透，甚至连日本侵略军中也偷偷传阅开来，忍无可忍的敌人终于下了死命令。
1945年7月10日早上6点，当编辑部成员正忙于发行《大公周刊》第14期时，伪首都警察总监李讴一突然乘车来到发行处。
“周刊言论荒唐，蛊惑军心，有碍于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传达完立即停止出版的命令，李讴一颇为遗憾地表示自己的家人也是《大公周刊》的忠实读者，此番前来执行禁令也是不得已之举。
早已做好心理准备，章克并不感到意外。第二天南京各报纸上，都登出了周刊被查禁的启事。
章克刚将第14期周刊烧毁，就被带到宪兵队谈话。临行前，他将后事告诉其他同事，请他们转告在上海的家属。做了最坏打算的他，幸运地未遭到日方的毒手。
此后，章克接受新四军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的冯少白的指示，协助其进行策反和收购西药等紧缺物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参考资料：《钟山风雨》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