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三十四标 敌营中的红色义旗

1930年7月13日晚饭后，一伙人坐在操场上、屋檐下，三三两两，议论纷纷，摩拳擦掌等待着命令的到来。

晚上7时许，等来了上级的命令：原地待命，改日行动。

他们是一群兵，一群国民党的兵，等待的命令却是揭竿而起，发动兵变。

打入敌人通信营

1929年初，蒋介石建立了陆军教导总队，下设教导队，培养步、骑、炮、工、通讯等军士级骨干。各兵种的武器、器材、教材、技术、作战等全采纳德国式的，从总队到下设的教导队聘请德国顾问多人，作为指挥和军事教官。

从1929年底到1930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各地招募知识青年作为新兵，设立并扩建为教导一师、二师。

这次兵变的主力军——教导一师的通信营驻扎在南京城内的三十四标。

南京三十四标的路牌

通信营的士兵都是从福建、湖北、江西招募来的具有中、小学学历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旧社会已经算是少有的文化人了，因此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也较快。再者，很多士兵的家乡处于湘、鄂、赣地区，多多少少对共产党和红军都有些了解。

以上种种，都成了发展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的有利因素。

因是蒋介石新成立的嫡系部队，且又驻扎在心腹之地南京，党组织对敌人教导总队的成立给予了高度关注。

党组织决心有计划地安排党员打入这支部队，以发展组织，乘机哗变，瓦解敌军。党员李挺就是其中的一员。

李挺是第一批被招募进通信营的士兵，在与新兵的接触中发现各个连都有打入的地下党员。

很快，李挺与其他党员一起成立了兵运小组，继而建立了党的小组、支部。为了更好地领导兵营里的党支部，中共南京市委专门派来了王瑞同志，负责相应事务。

李挺的生平介绍

由于在同一个营房里，大家乘休息、游戏、假日时间互相串联交换信息，上级的指示和下级的反映都能及时地传达。

虽然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当地的党组织都给予了相同的任务。首先，与红军作战时枪口向上开枪，不得打伤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其次，部队开到苏区作战时，尽量组织哗变，并与当地红军取得联系；最后，若不能造成哗变，可带枪逃跑回到红军队伍里。

兵变消息意外泄露

1930年，正是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等军阀混战最紧张的时候，南京城内空虚。除了军事学校、警察、宪兵和教导师外，并没有什么正规军防守。

蒋介石既要应付军阀混战，又要集中兵力进攻苏区，实在有些顾头不顾尾。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部门差不多都有地下党同志打入，就连蒋介石办公室和公馆站岗的卫队中都有党员。

他们曾多次提出要刺杀蒋介石，但出于大局的考虑，党组织没有答应。毕竟在那个多方势力混战的年代，杀死一个蒋介石，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蒋介石，甚至有比他更坏的人上台。

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合影

6月间，党中央发出指示：为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数省的胜利，配合红军主力进攻南昌、武汉、长沙，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要领导群众举行暴动。

当然，南京也不会例外。自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李挺就和同志们开始了各种准备工作，在传达党中央精神的同时，筹备了宣传品和部分作战武器。

王瑞和李挺接到的是这样的任务：以通信营为骨干，结合小营、马标、炮标、飞机场的武装，包围袭击国民党政府，直捣其巢穴，高举义旗，震撼全国！

就在大伙儿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于7月13日晚接到了最新的指示：等红军占领九江时再采取一致行动，原地待命，改日举行暴动。

接到这样的通知，如同头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大家意见纷纷，要求立即行动，若失败就去苏皖边境打游击，建立根据地。

再三请示中共南京市委，还是那句话：不能单独行动，保持力量，严守秘密。

骤然改变计划，说服工作是不好做的。但在王瑞和李挺的努力下，同志们逐渐平复心情，耐心地等待党组织后面的安排。

几年前，征收搬迁中的三十四标老建筑

7月下旬的一天，李挺从医院探病回到营地，还没走到营房门口就被同志们示意不要进去。感觉情况有变，李挺急忙跑出营地，来到平时与南京市委接头的洗衣店里。

李挺要洗衣店的老板娘以收衣服为名，到营房内找另一个同志出来。经过一番交谈，李挺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所在的连有一个士兵的手表丢了，下午连部搜查宿舍时，发现了隐藏在地板下准备暴动时用的宣传品和武器。

这一泄密，关系重大！

营地是回不去了，李挺急忙找到南京市委汇报情况，希望有办法补救。市委要求其立即转移，善后工作由王瑞处理。

8月初，李挺从虎口逃脱到达上海。后来得知，通信营一连的士兵逃跑了三分之二，二连和三连各逃跑了三分之一。

兵变虽然没能如愿举行，但已充分证明了敌军并非铁板一块，为后期党组织瓦解和争取敌军工作提供了经验和依据。

参考资料：《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