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鼓楼的东北角,有一条悠长的小巷。小巷的尽头是一处幽静的庭院—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
抗战初期,这里曾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简称“八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
从1937年8月成立,到当年11月下旬撤往武汉,南京“八办”只存在了3个多月,时间虽短,做出的贡献却永载史册。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旧址
第一座“八办”落户傅厚岗66号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中共地位及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始终未达成共识。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当即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
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经过再三交涉,终于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南京设立八路军京办事处等协议。
抗战时期,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对于这样一处地点的选择,既要考虑到安全、隐蔽,又要考虑到交通方便。
于是,深藏在小巷尽头的傅厚岗66号进入大伙的视野,成为不二选择。
这座绿树掩映下的院落小巧而整洁,院内有一幢两层带阁楼的西式洋楼。小院的主人是周恩来的老师、南开大学原校长张伯苓先生,当时房子正空着,经周恩来出面,八路军顺利租借到了张公馆,作为驻京办事处。
8月19日,周恩来和朱德飞回陕西,叶剑英以八路军驻京代表身份留在南京,负责组建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冲在办事处合影
激烈谈判为中共争取合法地位
“八办”的机构不大,但任务繁重。
此前,周恩来已与蒋介石就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共识,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迟迟未发表。
9月,博古来到南京办事处后,蒋介石又派康泽与博古谈判。
康泽坚持认为《宣言》稿中部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理应删除,博古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据理力争。两人针锋相对,几乎到了拍桌子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最终,博古请示中央后做出一些让步,《宣言》得以在9月22日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次日,报纸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就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除了坚持与国民党谈判,办事处还肩负了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军需、民用物资,搜集抗日战争情报,恢复建立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党组织,筹办《新华日报》等繁重任务。
原“八办”文书齐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国民党有些司、局长对我们很支持,我们领的军用物资是按三个师编制,总是多领一个师或一个半师的额定数。”
这期间,大批革命青年拿着“八办”开具的介绍信前往延安,沿途一概通行无阻。
短短3个多月救下千余“政治犯”
“八办”承担的所有任务中,最紧急的莫过于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此前在与国民党的数次谈判中,中共中央都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皆被国民党推脱。周恩来、叶剑英趁着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机,亲自到首都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
8月的南京格外炎热,首都反省院的大礼堂挤满了人。“我们有最坚强的民族意识和最英勇的战斗牺牲精神”“把每一支枪口都向外,每一颗子弹都瞄准共同的敌人”……周恩来的一席话引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如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旧址成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9月,国民政府司法部批准了《临时处置监犯办法》。根据此规,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8月下旬起陆续被释放,刑期较长的就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往八路军“服役”。
经周恩来点名而获释的夏之栩等三人对狱中情况较为了解,便跟着负责人做营救工作。夏之栩回忆说:“一封信如果写十个名字,往往只能放出七八个人。”
8月至10月,南京、上海等地监狱和反省院先后释放大批“政治犯”,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转送延安,重新回到抗日队伍中。
到了11月中旬,上海沦陷,苏州失守。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因时局紧张分批撤往武汉。
从成立到撤退,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只存在了3个多月。但它做了大量工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战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