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黎明前的营救

发布时间:2021-06-08 00:05 来源:红色在线编辑部 收藏

  “我不幸被牵连来首都警厅已四日,请转告各亲友极力帮忙。”1948年7月,一封落款为“朱成学”的求救信送到了中央大学,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中央大学方面立即做出了响应,一番打听之后,得知一同被捕的还有华彬清、李飞二人。无论学校如何奔波营救,国民党当局就是扣押三位学生不放。

  但就在南京解放前十天,事情迎来了转机,三位中央大学学子在被关押了9个月之后,突然重获了自由。

  这背后,是怎样的一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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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右至左依次是朱成学、李飞、华彬清,照片拍摄于1982年

  进步学生不幸被捕

  其实,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人都是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

  考虑到三位同学的安危,中共南京市委决定将他们转移到皖北解放区。就在离开南京之时,负责转移的交通员却被捕叛变了。

  朱成学等人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接头地点。谁料,等待他们的却是国民党的特务,三人同时被捕。

  接到求救信后,中央大学党支部立即向上级汇报。中共南京市委经过缜密的考虑,指示中央大学党支部首先弄清关押地点,防止敌人秘密加害;同时向新闻界公布,使事件公开化,以便营救。

  7月13日,中央大学成立了“营救朱、华、李三同学委员会”,对外张贴通知,控诉国民党特务胡乱逮捕在校学生。

  就在这时,有群众反映,三位同学被秘密关押在下关警察局水上派出所。营救委员会立即组织学生前去探监,有些主持正义的教授也出面声援。

  迫于外界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敢私下处置,不得不将三位被捕同学移送到特种刑事法庭进行公开审理。

  可惜的是,敌人铁了心要抓捕三位同学,公开审讯只不过是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最终,朱成学被判12年徒刑,华彬清和李飞各判5年。

  中共南京市委积极营救

  另一方面,中共南京市委也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寻找营救机会。

  最终,营救的任务交到了学委委员沙轶因手上。其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政府司法部的司长,姐姐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思想较为开明,便于营救工作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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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轶因

  沙轶因以一个进步分子的面貌同姐姐沙溯因谈话,请求姐姐劝告杨兆龙为革命立功,利用他手中的权力,释放政治犯。

  沙溯因当即表示赞成,并要沙轶因和杨兆龙直接对话。

  杨兆龙开始感到风险太大,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有疑虑,因而犹豫不定。沙轶因一再指出:“只有下决心为人民干事,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经过几次商谈,杨兆龙有所触动,要求同共产党的干部面谈一切。

  沙轶因向中共南京市委报告后,市委书记陈修良派负责策反工作的白沙与杨兆龙见面。

  白沙与杨兆龙痛快地谈了一夜,杨兆龙听了以后坚定了信心,决定冒险试一试。

  一次全国性的大释放

  1949年3月,南京政府行政院改组,由何应钦取代孙科任行政院长,辛亥革命老人张知本任司法部长。

  杨兆龙与张知本相交甚笃,遂坦诚提出:“那些热血青年,为爱国而坐牢,实不应该。”他建议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提案。

  张知本同意,在行政院会上提出这一提案。虽遭朱家骅、吴铁城等人反对,但由于张知本坚决主张,决议以微弱多数通过,并命令司法部执行。

  拿到决议指令后,张知本训令最高检察署拟具详细办法,通令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律释放政治犯。按照宪法,此通令须有总统签字。

  当时,身为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因事去了广西。杨兆龙不敢耽搁,飞往广西面见李宗仁,李宗仁未说什么直接签了字。

  1949年4月13日,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位中央大学学子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关押了九个月之后,终于在南京解放前十天重获自由。

  4月14日晚上,为了庆祝三位同学的胜利归来,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了“重逢晚会”。朱成学在晚会上报告了自己被捕到出狱的经过,连声感谢大家的营救:“我们的自由是大家争来的!”

  据杨兆龙的自述,原先中共南京市委指名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只限于中央大学学生李飞等三人,在当时的制度下,不便这样做。同时又考虑到其他非中共党员的政治犯也应当释放,于是就设法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释放。

  根据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的司法长官报告的数字,估计全国释放政治犯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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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沙轶因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沙轶因的努力就如同蝴蝶扇动翅膀,促成了大批中共“政治犯”获释。她曾回忆道:“后来我才知道,还有地下党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彭原等数十人被释放出狱……”

  南京解放后,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曾亲到杨家造访杨兆龙,对其释放政治犯的义举当面致谢,连说几句“救命恩人”。

【责任编辑:曹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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