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红色书箱” “唤醒沉睡的青春与勇士”

　　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重庆。

　　为启迪更多青年学生走上进步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隐形的“图书馆”在校内悄然建立。

　　没有人知道这个“图书馆”在哪，却总有一本本红色书籍从中传出，被青年学生广泛借阅。

　　直到多年后，有知情人著书回忆，人们才得以知道，这个“图书馆”神秘的面纱背后，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色书箱”。

　　隐蔽校外，专人管理

　　1945年秋天，在中共南方局指示下，革命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简称“新青社”)在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成立。

　　此前，国立中央大学内已经建有“据点”（没有名称、不定型的进步青年联络网）。新青社成立后接管了原“据点”的一批进步书刊，并将同学手中的好书集聚起来统一管理，后新华日报门市部又拨过来一部分书籍。

　　这些进步书籍被统一存放在一个皮箱之中，就这样，一个“红色书箱”诞生了。

根据 “红色书箱”故事创作的配图（作者：方骏）

　　“红色书箱”被秘密放在校外，由新青社分派黄可、郭玮等人管理借阅。郭玮谨慎秘密地工作，把书按政治、经济、文艺、历史等分好类目、顺序，编上号码，用复写纸抄写了图书目录单。

　　为了保证藏书地点、管书人不致暴露，新青社有专人同他单线联系。每次见面交换借书单和图书，都在预先约好的专门地址。除了管理员，大家都不知道书存放在何处。

　　特殊岁月中，许多走上进步道路的学生，都曾从“红色书箱”里吸收过营养，汲取过力量。

　　循序渐进，启迪青年

　　1946年夏天，新青社成员胡甫臣成了书箱的“主人”。为了躲避国民党鹰爪的追缉，胡甫臣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借出图书。

　　据胡甫臣回忆，自己一般先给人读巴金的《灭亡》《新生》，以及进步的抗日战争方面的文艺作品，建立友谊；然后是介绍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再后就可介绍读一些理论书了，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唯物主义入门》……

　　过了一段时间，胡甫臣再把书箱中最秘密的书籍借给同学，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当时，很多地下党员和新青社社员都是红色书籍的读者和传播者，原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曾任南京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许思灏（又名许荏华）便是其中之一。她“着了魔似的”读了许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的著作，从一个单纯的姑娘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为了阅读进步书籍，有同学跑到嘉陵江边，有同学躲进挂了蚊帐的宿舍上铺，甚至有同学把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封皮取下，装订在进步书籍上，大大方方地在茶馆里阅读起来。

　　“白色恐怖似一座囚笼，动辄得咎。我们不能逢人讲共产党、见人宣传共产主义。运用进步书籍从精神思想上启发渗透，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如同几声鸡啼唤来黎明、喇叭唤醒沉睡的青春与勇士……”胡甫臣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回忆。

　　教授帮忙，巧运书箱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至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如何把“红色书箱”安全搬运到南京，困扰着胡甫臣等新青社社员。

　　书箱书籍不可分散，集中一起又容易引人注意。几经研究，一名同学想出妙计：将书捆装好，混在教授的书箱群中，不去管它，由学校统一运输。

　　大家找到了平素常相往来的心理系教授潘菽，潘菽一口应承。

　　就这样，这个“违禁”的皮箱被捆上草绳，贴上“潘菽书籍”的标签，混在心理系的书箱堆中，然后被顺利运送到南京文昌桥教授宿舍。

　　到了南京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酷。胡甫臣先将“红色书箱”隐蔽在水利系助教王超禹（中共党员）的寝室，后又将书箱转移到鼓楼新村8号许思灏的家中。此后，为了避免危险，“红色书箱”又被转移到一个新青社社员家里，这名社员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独住一幢花园洋房。

　　就这样，在那段最紧张的日子里，书箱“住”进了“保险区”。“红色书籍照样进进出出，只是管书取书多跑点腿儿、多辛苦点儿罢了。”胡甫臣回忆道。

　　参考资料：

　　《金陵风雨》

　　《南京大学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