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9日，安徽马鞍山采石矶，一艘载有20余人的木船晃晃悠悠划往渡口，准备渡江。
想要过江，并非易事。渡口处，有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驻地武装，所有过江人员都要查验身份证。江面上，国民党的巡逻艇来回巡弋，气氛紧张。
木船上，一个年轻人引起了宪兵的注意，只见他穿得鼓鼓囊囊，没带多少行李。
查验证件，人证对不上，宪兵撕了证件，大声质问。
年轻人毫不胆怯，亮出《中国日报》的记者证，声称要去皖西一带找大名鼎鼎的“周三爷”。
宪兵不再有疑，选择放行。
过江的年轻人叫陶子平（原名柯炘远），除了记者身份，他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中学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
陶子平
陶子平提到的“周三爷”叫周群，在皖西一带颇有声望。事实上，“周三爷”并不姓周，他的真实姓名叫杨少庭，是中共南京市委派出的、位于安徽宁国万家村的南京联络站负责人。
南京解放前夕，南京城笼罩在森严的白色恐怖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南京市委开辟多条交通线，积极开展撤离工作。
风雨欲来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学生运动在地下党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8年夏秋之际，一个由国民党青年部、保密局、中统等组成的“学运联席会议”在南京成立。他们企图逮捕大、中学校的学生领袖和骨干分子，以求扑灭国统区革命火焰，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
8月19日，蒋介石叫嚷着“检举匪谍”，南京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发出传票，传讯、逮捕、关押中大、金大等校学生。
一时间，南京城内气氛紧张。
早在1946年5月重建以来，中共南京市委就十分注意保护在斗争中暴露的党员与进步人士。这次大逮捕开始后，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的指示迅速作出相应部署。
一方面，没有暴露又有工作条件的人员严守阵地，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和敌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已经暴露的人员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撤退到解放区——那里也迫切需要青年学生，或者转移到其他地区工作。另一批同志则隐蔽起来，暂时停止活动，保存力量，待机行事。
地下情报部门也在惊险、缜密地进行工作。卧底保密局南京站的地下党员周一凡，巧妙截获了国民党特务提供的进步学生的名单——上面有100多人。
如何通知党员和革命群众安全转移？中共南京地下学委副书记盛天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他在明星大戏院《出水芙蓉》电影说明书上，用铅笔在同音字上做记号，标出六七个需要撤退的人名。
秘密交通线
暴露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如何撤离？离开南京后又要去哪里？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共南京市委开辟了约10条交通线，有计划地分批将运动中较为暴露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转移到苏北、皖北根据地。
其中，中共南京市委开辟了至皖西四分区、豫皖苏三分区、江淮一分区、苏中一分区等多条交通线；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先后开辟下蜀至东沟线、南京至蚌埠线；学委男中分委也自己开辟一条南京至真武庙线，直接向解放区撤退、输送干部。
学生党员冯乐耘是南京至真武庙线唯一的交通员。每次，冯乐耘到了南京，通过在报上刊登启事，与男中分委负责人见面，获取撤退人员的关系。随后，他带领撤退人员乘火车至镇江过江，经六圩、仙女庙进入解放区。
自1948年12月31日至1949年2月底，冯乐耘先后从南京安全掩护5批13名地下党员到江都交通站。
隐蔽撤退
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学习、参加学运工作的女地下党员潘嘉钊，经历了从苏南到苏北华中党校的过程：8月21日接到撤离通知，10月10日在交通员带领下到达江阴。“10月14日，我们过长江继续前进，由于交通员情况熟悉，过封锁线未遇麻烦，走得飞快……”12月下旬，她到达华中党校。
地下党员马新农当时是大、中学助学联负责人。1949年元旦刚过，地下学委委员胡立峰突然找到他。“对我说‘敌人明天早上8点要来逮捕你，你必须在5点之前离开家’，他还告诉我如何化装，从哪条路撤退，准备了市民证”。1月5日，马新农坐火车到镇江，由此到扬州，再到苏北解放区。而这条撤退路线，正是马新农发展的党员根据地下党指示刚刚开辟的。
1949年国民党封江后，大规模地向解放区撤退、输送干部的工作基本结束，而零星、分散的隐蔽撤退工作，则一直进行到南京解放。
根据统计，中共南京市委共有组织地撤退、隐蔽和转移了约400名学生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这些人在根据地经过短期训练，大部分被编入“金陵支队”，参加南京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工作。
参考资料：
《南京党史资料》24-26合订本
《南京解放史（1945-1949）》
《在历史的洪流中•革命者口述历史续》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