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他发出一封价值连城的密电

　　1934年4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关键时刻。

　　一天，中央苏区的无线电报务员突然收到了一封从上海发来的密电，内容是蒋介石对这次“围剿”的战略部署。

　　三年前，由于顾顺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叛变，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这样一封价值连城的军事情报，是谁发出？

　　中共组织就在身边

　　这份情报，来自一位叫刘思慕的年轻人。

　　刘思慕，1904年出生，在广州长大，从小接受进步思想，一度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追随廖仲恺、何香凝成为国民党左派。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刘思慕对其背叛行径十分气愤，毅然脱离了国民党。

刘思慕

　　1932年，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刘思慕只身来到马克思的祖国——德国。留学期间，刘思慕参加了中共党员王炳南等组织的进步留学生团体“反帝同盟”。

　　这段经历让刘思慕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的他虽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明确了自己是属于革命营垒的。

　　1933年秋，从欧洲游学归来的刘思慕来到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寻找为党的革命事业做贡献的机会。

　　当时，国民党特务正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刘思慕奔忙了十几天，毫无中共组织的消息。后来，刘思慕从报纸上获悉在江西有一块很大的革命根据地，那里有中共组织和红军武装力量。

　　终于有了些许眉目，刘思慕立即收拾好行李，准备奔赴江西投身革命。

　　就在这时，朋友的提醒让刘思慕冷静了下来：路途遥远且盘查很严，怎么去得了呢？

　　左右为难之时，刘思慕遇见了曾经的同学顾淑型。这位老同学没有带来自己朝思暮想的关于中共组织的消息，却笑眯眯地试探：“有个进步的国际组织要找人把中文资料译成英文，你是否愿意承担？”

　　思虑再三，刘思慕答应了，毕竟自己单独寻找中共组织有困难。在顾淑型的引荐下，刘思慕和肖炳实见了面。

　　肖炳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之一，为人诚恳直爽。他似乎知道刘思慕的底细，只见了一次面，便替刘思慕租了一个单人房间，借给他一架英文打字机，并拿来一些中文文件让他翻译。

　　刘思慕打开一看，这才知道手里的都是机密文件，也就心照不宣地翻译起来。

　　翻译了两批文件之后，肖炳实如实相告，“进步国际组织”就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许多情报都是提供给中共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此时的上海，尽管笼罩着白色恐怖，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这里却很活跃。

　　刘思慕这才反应过来，中共组织就在身边！

　　没过多久，肖炳实建议刘思慕，利用曾经的关系，打进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替远东情报局搜集情报。

　　刘思慕一听，大吃一惊，他倒不是顾虑个人安危，而是不愿再同国民党内的官僚政客混在一起；另外，自己对情报工作毫无经验可言。

　　考虑许久，刘思慕还是接受了任务，毕竟这项工作意义重大，靠着曾经的人脉关系和个人能力，不费吹灰之力，刘思慕成功地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谋得了职位。

　　基本上就没有了机密可言

　　1934年春节前后，刘思慕来到南京，住在五台山一幢新式楼房里，开始了地下革命工作。

　　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对喝过洋墨水的刘思慕相当器重，在寓所召集亲信密谈时，从不会忘了刘思慕。如此一来，刘思慕不仅能够听到各种机密谈话，还可自由出入甘乃光办公室，翻阅各种文件。

　　他和肖炳实单线联系，肖炳实首次去南京时给刘思慕带去了莱卡相机和胶卷。刘思慕将重要文件带回家中拍摄两次，一周或两周时间肖炳实前来接取。

　　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关于战况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书面文件在甘乃光办公室都可以看到。

　　为甘乃光掌管文件的罗姓办事员并不干练，文件放在柜子里也不上锁，刘思慕可以随时拿出来看。察觉到这一点，刘思慕经常挑选出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托辞要带回家看，姓罗的也不在意。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刘思慕便锁好门窗，换上大灯泡，在妻子曾菀的协助下，把密件逐张拍摄下来。虽然不擅长摄影，但底片放大后仍可辨认清楚。

　　就这样，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每步“棋”，经过刘思慕这么一拍，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远东情报局上海情报站，又通过电台信号传到中央苏区。

　　在南京期间，刘思慕还发展了留德同学黄维立的妹妹黄维祐加入情报工作。黄维祐的父亲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秘书，几个舅舅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做情报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两人联手，情报源源不断。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成立武汉行营，对红军进行“围剿”，当时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甘乃光出任行营第五处处长，于是刘思慕跟随甘乃光到了武汉，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

　　有刘思慕在，武汉行营基本上就没有了机密可言。资料记载，刘思慕和黄维祐配合默契，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都一一对好，甚至连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手中拿什么物件，两人都约定好，做到万无一失。

　　但可惜的是，1935年，因交通员被捕叛变，远东情报局上海情报站负责人被捕入狱，刘思慕也暴露了。

　　很快，国民党当局对他发出通缉令，刘思慕只能潜逃，辗转各地后，他逃亡日本，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回到中国，此后以报社记者为主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和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直到1985年2月21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