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共产党人王世英来到南京。
王世英
他接到了一项危险重重的任务:以特派员的身份去南京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
此时的南京,因顾顺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叛变,中共情报网已经完全暴露。
南京一行,九死一生。
“为了搞革命,我宁可舍弃一切。”王世英带着信仰而来。
深入“虎穴”
王世英是山西省洪洞县人,1905年生,早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追求进步,一腔热血,在1925年2月就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他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后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等职。1928年春参加皖北农民暴动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阎锡山和杨虎城的部队任下级军官,但实在不忍军阀腐败现象,很快又离开。
辗转找到党组织后,他接到潜伏南京的任务。
1931年的南京,已经成为白色恐怖的重灾区,幸存的联络点又遭破坏,唯一的无线电台也失去了联系。
离沪前,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亲自向王世英面授重任:“组织决定委派你为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南京的联系人是毛永明和简北昌,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
伍豪——中央特科创立人周恩来的化名之一。
陈赓向王世英建议,想办法立住脚再开展工作。就这样,王世英肩负着党的使命和陈赓的嘱托,只身来到“虎穴”南京。
为了快速搜集到有用情报,王世英利用自己曾是黄埔军校学生的特点,以商人身份在夫子庙一间茶馆邀请黄埔老同学聚会。
也是在这次聚会中,王世英得知中山路联络点遭破坏以及金源车行被监视(党的秘密联络点)都与徐恩曾的随从副官、特务史济美有关。为摸清金源车行的情况,他多次坐在车行附近的如意茶楼二层暗中观察。
一天,一个外国传教士模样的人在车行门口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拦下盘问。正在这时,王世英突然发现教士胸前有一个十字架似的小饰物,像是一把向下的剑。
王世英立马冲下了楼,与这名教士来了个“偶遇”。
当着教士的面,王世英拿出怀表假装看表。看见怀表上的小“十字架”饰物,教士率先停下脚步问道:“先生也是基督教徒?”
“附近可有出租铺面房的?”王世英答后又问对方。
“前面胡同五号。”怕王世英听不懂,教士再次强调“是五号”,同时举起胸前剑型十字架示意。
王世英明白了这就是“伍豪之剑”的意思,二人互递眼色后走到僻静处接上了头。这位假扮教士的人就是简北昌,他告诉王世英金源车行里有被困住的地下党同志。
救出这两位被困的同志,成了当务之急。
数日后,金源车行门口出现了一支出殡队伍。被困在院子里的地下党员走出院子观察情况,认出了抬棺的正是简北昌,他们立即心领神会。
趁便衣特务看热闹之际,出殡队伍里的王世英一使眼色,一名杠夫假装摔倒在地。场面顿时乱作一团,两位被困的地下党员被拽到一边,另有两名戴皮帽的人站在了他俩的位置上。
待特务们看完热闹回头时,哪里还有他们监视的地下党员的踪影!
夫妻联手
考虑到单身租房容易引起敌特的怀疑,中共党组织从湖南调来了党员李果毅给王世英当秘书和报务员,假扮夫妻配合工作。
1933 年,王世英与妻子李果毅的合影
1931年,王世英原配妻子在老家病逝。他与李果毅经过一年多并肩作战,心心相印,经组织批准变成了真夫妻。
在王世英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发展很快。很多同志都渗入到敌人军政“心脏”部门,甚至敌人重兵进犯江西苏区根据地时,他提前为上级提供了可靠情报,助力党和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
长期在南京斗争,必须要有合法的职业作为掩护,王世英以商人的身份,在夫子庙一带开了家“鸿昌南货店”。
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几次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情报,也是有惊无险。
一次因为叛徒的出卖,特务史济美对王世英夫妇起了疑心。一天深夜,简北昌送来了敌人要抓他的密信。王世英当机立断要妻子收拾东西先走一步,到火车站旁的小树林等候,自己则留下来将重要文件烧毁。
等火盆里的文件化成灰烬,王世英穿起外套戴上围巾准备下楼时,门口出现了特务史济美的身影。
知道一时走不掉,王世英脱了外套,把围巾挂在窗台上,里外各搭一半。原来,这是王世英夫妇二人的约定,每天出门回来时,围巾全向前搭表示平安,若是前后搭就表示出事。
王世英此刻这么做,正是怕妻子等不及再次返回住处找自己。
他掂着一把紫砂壶下楼,与史济美聊起了天。
一盏茶喝完,王世英拿着空暖壶上了阁楼,他故意走着重步打开水管,在水池里放了许多锅碗杯盘,对楼下的史济美说:“你稍等,水开了灌上暖壶我就下去。”
说完,王世英迅速打开窗户爬上屋顶,猫着腰走过屋脊,敏捷地翻进隔壁家的阳台,穿室而过,从杂货铺的后门跑到街上。
过了好一会儿,史济美发现不对,冲上阁楼时,室内空无一人,只有自来水哗哗地流了一地。
几个小时后,王世英夫妇成功撤离南京,回到上海。李果毅这才对王世英说:“我久不见你来就回去看,结果看到二楼窗户上有一前一后搭的围巾,知道这是警示,于是又退回小树林等你。”
此后,王世英一直在上海战斗。
1934年以后,他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使中央特科在上海隐蔽战线战斗到安全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