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计就计 1943“南京销烟”

　　1943年，南京已沦陷6年，笼罩在南京城上空的除却家国仇恨，更有日军阴险的“毒化政策”。

　　诸多敌伪档案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武装征服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毒化国民的政策——公开贩毒。

　　据资料记载，当时南京市内领得执照的贩毒商人有30余家，有售烟执照的鸦片烟馆达170多家、旅馆10余家，还有许多私贩毒者，真可以说“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而在日伪政府内部，因为“鸦片专营”油水丰厚，更是矛盾不断，汪精卫一度向日本人交涉禁烟，企图趁机掌握鸦片的专卖权，但被日本人直接拒绝。

　　时任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为了讨好汪精卫，想出一个“妙计”——利用热血的学生，进行一场“清毒运动”，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一是提高自己的声誉，二是也可以借此收回鸦片公卖权，在汪精卫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1943年11月底，林柏生派他的爪牙找到了“青救社”（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中大学生领袖厉恩虞、王嘉谟，鼓动学生进行禁烟游行并承诺保护参与人员的安全。两位同学听罢，立即将情况向上级组织汇报，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城听取汇报后，决定“将计就计”，同意由“青救社”发动“清毒运动”，激励群众，团结广大学生，发展进步势力。

　　1943年12月17日，青年学生揭开了“清毒运动”的序幕。

　　南京中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带领下，晚10时左右，整队向夫子庙出发。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毁逍遥阁、云裳阁、广寒宫等几家大的烟馆，学生们一边打烟馆，一边向群众宣传禁烟。

　　闻讯而来的日本宪兵队企图阻挠游行，王嘉谟在说理斗争中，头上竟挨了日本宪兵一刀，鲜血直流。

　　消息传开，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公愤。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游行队伍向南直奔夫子庙。

　　“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为民除害！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一路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口号此起彼伏。

　　队伍行进到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附近的烟馆和赌场、舞厅，一二十辆临时征用的人力车满载着被没收的烟土、烟枪、烟灯，随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行。

　　当游行队伍返回国民大会堂时，已近午夜。广场上，烟具、烟土、赌具堆积成山，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当众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大量毒品化为灰烬，同学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高唱《毕业歌》《开路先锋歌》，群情激昂。

　　据当时的《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

宏济善堂戒烟部，名义上帮助戒烟，实际上是由日本当局暗中操纵的鸦片贩卖组织

　　在“清毒运动”后期，大家把目标对准了当时“宏济善堂”的老板，被称为“白面大王”的曹玉成。

　　曹玉成住在丰富路一个深宅大院里，行动前，厉恩虞派出王嘉猷前去探查曹家地形。如何进入曹家一探虚实呢？王嘉猷急中生智，运用足球踢得准的技巧，往曹家大门猛踢足球，待护院工开门查看时，一脚把球踢进曹家大院，以捡球为由进入院内一探究竟，为下一步行动做了准备。

　　1944年1月29日，百余名学生包围了曹家。

　　曹家是个深宅大院，旧式平房，共有好几进，搜查难度非常大，同学们一开始并没有发现海洛因。

　　天色渐晚，曹玉成仗着有日本人撑腰且并没有搜出海洛因，躺在床上撒起泼来。此时，细心的王嘉猷突然发现曹住的内房与外房相比好像短了一些，用棍子敲打似有空洞之声，于是立马爬上了屋顶，果然见到一排天窗下的小屋。旋即，曹玉成被同学们从床上拖下，翻开床垫，找到了密室的入口，密室内放着用铁盒锡纸包装的海洛因，足有三四公斤。

　　不由分说，同学们立即将曹玉成五花大绑，连同查获的毒品押往新街口广场，勒令他跪在孙中山铜像前，进行公审，国人皆喊该杀。当天，学生们把曹玉成交给伪首都警察厅，要求枪毙曹。

　　伪政府慑于人民的压力与舆论，对曹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包庇，于3月判处其死刑并执行枪决。

　　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迫使日伪政府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从此毒烟猖獗之势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也明显减少，不再出现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

　　更为难得的是，参加“清毒运动”的青年学生，提高了政治觉悟，开拓了视野，纷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不少同学更是在这次运动后加入了共产党。

　　参考资料：

　　《重温激情岁月——革命者口述历史》

　　《厉恩虞与南京“清毒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