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 煤炭港22号往事

　　南京下关，水陆交通的枢纽，近代以来，更是商贾云集，码头、铁路、洋行纷纷建立，四面八方的人到这里谋生，发展出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

　　这是，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在敌人防备森严的铁路系统，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10人左右，涉及到各个部门。

　　下关宝塔桥煤炭港，街道转角处，一座灰色的小楼——煤炭港22号，是他们的秘密据点。

中共南京铁路下关车站支部旧址（摄于2016年）

　　危险的叛徒

　　下关地下党的初创，有一人立下卓越贡献。

　　1940年3月，一位身穿青布长衫、戴着眼镜、儒雅俊朗的青年人坐车由上海来到南京——他便是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地下党员马卓然。因领导工人罢工运动被怀疑，马卓然由中共江苏省委派回南京原籍。

　　到南京不久，马卓然就由弟弟介绍，进入日本通用公司下关营业所工作。

　　站稳脚跟后，马卓然广交铁路上的朋友，包括车站的日本宪兵，借此有利条件，他先后帮好几个党员解决了谋生问题。

　　到日本投降前夕，铁路系统的党员已经发展到10人左右，地火悄然奔腾。

　　为了更好地领导铁路工人运动，中共南京工委于1945年12月成立了中共南京铁路下关车站支部，管辖南京地区各铁路基层单位的地下党员。至此，下关铁路党的活动开始由路外组织单线联系、各自秘密工作状态转入集中统一领导。

　　位于煤炭港22号的一处民房是党员唐绍泉的家，成了南京铁路下关党支部的秘密活动地点，他们在这一带散发传单，给工友们讲故事、读报纸，教育启发工人的革命觉悟。

　　南京的地下工作，生死一线，四处充满着危险。

　　1946年，下关车站党支部委员、铁路司机李长荣叛变，他秘密前往上海加入中统，接受特务训练，于一年后被敌人派回南京“钓大鱼”。

　　李长荣回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下关党支部，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因为无故失踪，中共南京市委的相关负责人觉得存在猫腻，并没有立即同意李长荣的请求。

　　接受了特务训练的李长荣变得十分狡猾，想要放长线，足足大半年都没有动静，表现也很进步，骗取了大家的信任，工委书记陈慎言决定恢复其关系，并派工委委员彭原前去接应。

　　1948年1月28日，临近春节。

　　南京街头人来人往，比往昔更热闹些，下关车站的工人彭原在与“友人”李长荣见面时，一群特务蜂拥而上，带走彭原，留下路人满脸惊愕。

　　同去的党员张嘉元、孙罗礼也一起被捕。

　　起初，工委书记陈慎言不知道彭原被捕的消息，他前去彭家里联系，幸好彭原的爱人出来倒水，向陈慎言使了使眼色，才未让等在那里的特务逮个正着。

　　彭原在狱中坚贞不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没有说出任何党的关系，保护了南京地下党组织。

　　牺牲在解放之前

　　1948年9月6日，下关车站党支部再次遭到全面的破坏。

　　还是因为叛徒的出卖，大批特务来到煤炭港22号，逮捕了当时下关车站支部书记马绪善，党员唐绍泉、张家熙（客货车房电焊工）、陈松驹（客货车房检车匠）以及进步青年戎嵩高（客货车房司炉）等5人，关押在南京市宁海路19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此时，距离南京解放，只剩下不到8个月。

　　煤炭港22号的主人唐绍泉，是安徽巢县人，1902年出生，17岁外出学徒，此后又成为私塾助教，接触到了革命思想，此后开始追求进步。他参加过北伐军，还在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任职，一路奔波，直到1943年，才回到南京，在京沪铁路南京机务段客车房当机器匠，并在下关煤炭港22号盖起三间瓦房。

　　1947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南京当代人物大典·英烈卷》中，有对他的记录：“唐绍泉用讲故事和读报纸方式，冒着有特务监视的危险，教育启发工人的革命觉悟。194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负起积极宣传群众，参与组织互助会等工作……”

　　多年后，他的儿子唐述伦还记得父亲被捕的那刻：“一天清晨，工友王长荣急匆匆地跑到我家，说有人在下关车站例行检查列车时，发现了一节由众多国民党军警押送的车厢，车厢内有我的父亲唐绍泉。母亲知道消息后连忙领着我，带着冬季御寒用品赶到了下关车站，棉衣里还悄悄地塞进几个大头洋钱。”

　　由于军警严密戒严封锁，唐述伦和母亲根本无法靠近车厢，更别提送上棉衣棉被了。“父亲被剃了头，穿着监狱的蓝衣服，只能看着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就这么看着火车开走了……”

　　1948年12月，5人在上海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在黎明之前。

　　而今，煤炭港22号的小楼仍在，向后人述说着这段往事。

　　参考资料：

　　《南京红色印记》

　　《重温激情岁月——革命者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