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客西花厅 “哨兵”们留下特别的合影

　　“八十多天来，他们为首都各界演出七十三场，观众达十一万多人次……演出的第一场起，场场满座，剧场售票处门前买票的队伍常常排出几十米以外。”

　　这是一则刊登于1963年5月12日报纸上的报道，文字虽简洁，但不难看出演出的火爆。

　　当年，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像一股旋风，红遍了大江南北，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赞不绝口。

《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真实事迹改编的话剧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特务团三营第八连依照军令驻扎在南京路附近。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

　　全连干部战士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

　　在此背景下，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的王必成出面，邀请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西蒙为八连写一台戏。

　　为了将戏写好，沈西蒙剃了光头、背上背包、足蹬草鞋，到八连当起“兵”来。不久，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编导漠雁和上海警备区的文艺干事吕兴臣也被抽调过来，协助沈西蒙写戏。

八连官兵参加上海城市建设

　　就这样，三人和八连战士们一同在南京路站岗执勤，积累了许多素材。话剧剧本很快完稿，修改过程中几经易名，最终在前线话剧团排演中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话剧公演后，在《解放日报》的宣传下，很多人带着小板凳排队买票，八连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周总理的大力支持

　　其实，《霓虹灯下的哨兵》能如此成功，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他对该剧关怀备至，对剧本、导演、表演、服装、道具、化妆、效果、台词等，都作过极为宝贵的指示。

　　1963年2月，一通电话从北京打来，邀请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赴北京演出。在北京车站，话剧团受到了北京文艺界100多人的列队欢迎。

　　观看完第一场演出后，周恩来登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邓颖超也赞赏这是一部“五好戏”。

　　不过，一向精益求精的周恩来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要求剧组迎难而上，把剧中复杂的内部矛盾处理得更准确、更尖锐、更有戏剧效果和说服力。

　　最后，他谦虚地说：“这些意见不成熟，仅供你们参考。是否改、如何改，由作家、艺术家们自己定。”

　　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在2月24日、26日邀请中央领导与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话剧，一时间在首都引起巨大反响。

　　这天，前线话剧团团长张泽易接到了通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将宴请剧团的同志们。名单共列了25人，除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外，舞美、灯光等也都在内。

　　在中南海西花厅，话剧团成员享受到了一场高规格“家宴”，元帅陈毅、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等人也都受邀前来。

《霓虹灯下的哨兵》主创人员作客西花厅合影

　　席间，邓颖超还提起了年轻时与周恩来一同演话剧，整个西花厅其乐融融。饭后，周恩来提出要把这部红色经典搬上银幕，还特别关照：拍电影用演话剧的原套人马，一句台词不能改，一个演员不能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愿增加国家的开支，周恩来夫妇没有动用特权，每位同志还要按照平时的定量交二两粮票。

　　在后来的日子，张泽易时常看着在西花厅作客的照片，感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平易近人。合影中他坐在正中的位子上，邓颖超站在他的身后，周恩来坐在了最边上。

　　为毛主席专场演出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演出了95场后，载誉回到南京。

　　1963年11月下旬，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又突然接到通知，调剧组进京做专场演出。11月29日晚，沈西蒙和张泽易提前来到怀仁堂。没多久，毛泽东走了进来，轻轻坐下。

　　戏很精彩，毛泽东看得极为投入。当看到剧中连长结巴着教育战士童阿男时，主席乐得把杯中的水都泼了出来；当童阿男扔衣服要出走时，主席连忙说还是可以争取的，直到身边人说还会回来时才定下心来。

毛泽东接见演职人员

　　演出后，毛泽东题词：“话剧是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同时在怀仁堂大厅设宴招待，陪同的肖华笑称话剧团“荣誉顶了天”。

　　1964年初，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苹任导演、沈西蒙任编剧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南京路实地完成拍摄，并在全国公映。

　　从此，“霓虹灯下的哨兵”走进了千家万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