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
这篇战斗檄文，如同一声春雷炸响，掀起全国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解放的闸门，从这里打开。
文章作者，名叫胡福明，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的胡福明，一面同全国的许多老百姓一样庆贺，一面积极投身于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
但当时的中国社会仍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势，“两个凡是”的局限影响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胡福明回忆，他有一次参加座谈会，批判“文化大革命”，说是学校各个方面都遭到严重破坏，结果被旁边领导阻止。胡福明说：“我知道他本意是要保护我，怕我再受到批判，这就是‘两个凡是’在起作用了，思想上被禁锢了。”他意识到：只有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才能使思想真正冲破牢笼。
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了医院，陪夜的一个星期里，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分批带到医院。南京的夏天闷热难耐，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借着楼道的灯光不停地翻查，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语录都摘录了下来。当妻子出院时，文章的提纲也初步拟成了。
胡福明的手稿
此时恰逢学校开始放暑假，胡福明便每天待在家中写稿，至8月，文章已完成初稿，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分为三大部分，从哲学理论上论证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无疑是大胆之举。
他也经过反复斗争。“我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从1949年14岁初中开始，读师范，北京大学读书，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我都是靠的党和人民的培养。另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你的责任不就是坚持真理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文章写完后，又该寄给谁呢？这时，胡福明想起了《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此前，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次理论座谈会，胡福明在会上作了唯生产力论的发言，并同一些与会人员就此论点据理力争。会议结束时，王强华向他约稿，并告诉他一些理论工作者跟他的看法是相同的。
文章寄出去后，一连数月都没有回音。胡福明有些忐忑不安，无奈之中也只能耐心地等待。那时的他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在全国引发怎样的地动山摇。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了出来
在胡福明等待回音的这段时间里，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正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开始撰写一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巧合的是，孙长江还曾是胡福明的老师。
1978年1月，胡福明收到王强华的来信与文章清样后，按所提意见做了补充后寄回去。这样的修改，经过了五六个来回。
3个月后，胡福明去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当晚王强华就把他接到了光明日报社，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人已等候多时。
1978年4月，王强华（右）与到北京修改“实践”稿的胡福明
杨西光手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清样说道：“这篇文章本来要在4月2号《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发表，我看了觉得放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在第一版发表，但文章还需再做修改。”
于是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回去修改。
之后，杨西光、孙长江等人又做了多次慎重修改，并将文章的标题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经过胡耀邦审定批准，1978年5月10日，文章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十几家报纸予以全文转载。
洋洋洒洒的7000余字文章，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一时间硝烟弥漫。胡福明作为主要作者，更是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负担，他甚至告诉朋友自己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了出来。他在同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态度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思想来个大解放”。
从此，真理标准的讨论掀起热潮，不止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大讨论，连工人、农民都参加其中，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解放运动。
参考资料：《邓小平的最后20年》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