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秘书施其芦与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吴春恒早早来到鸡鸣寺茶馆里，等待接头人的到来。
此前，一封急信寄到中大党支部信箱中，称“有两个连已兵暴成功，部队去了溧阳、句容一带，要求组织上速派人联系”。
不承想，这一切只是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鸡鸣寺历史资料图
想在南京搞一次大暴动
1930年7月，南京党组织遭受第六次大破坏，中共江苏省先后委派恽雨棠与王善堂（本名龚成栋）任南京市委书记，李耘生也前来南京帮助恢复和发展组织。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白区的党组织本应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逐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王明路线指导下的江苏省委，却一再强调南京“要彻底扫除党内由左出发的右倾机会主义”。
1931年6月，新任江苏省委书记王运程提出：“上海是工业大城市，工人多，党的主要工作要以工人为主要对象；而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士兵多，党的工作要以士兵为主要对象……”
不久后，省委发出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指出，南京要“积极准备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战争，组织士兵哗变，夺取自发的兵变领导”。
对省委这一系列的错误指示，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和军委负责人路大奎等不仅未加抵制，反而竭力加以贯彻，他们积极主张搞兵变，想在南京搞一次大暴动。
兵变成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1931年10月24日，在南京浦口发生了一起兵变。国民党陆军第四师驻浦口的工兵第三连全连官兵起义，在“黄坝子暴动”中被反动民团包围，除连长因病未参加战斗而身免外，其余人员全部牺牲。
兵变之后，王善堂、路大奎等竟向省委虚报成绩：“南京有两个连（后又说一个营）兵变成功，已奔向游击区，连国民党派出追击的部队也未回来，都随同一道参加了兵变”。
省委领导听到浦口兵变“成功”的消息后，高兴地认为“大规模举行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兵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当即同意了路大奎等提出的大暴动方案，并在此后成立中共南京特委，为南京暴动做准备。
据原句容特支书记笪移今回忆：“当时为了配合南京兵变，市委要求我们每天派人去公路上看有多少部队奔向天目山，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三三两两开小差的士兵，去哪里也不知道，但又不得不加起来，扩大数字向市委汇报”。
不止如此，南京市委还要求溧阳特支在南京附近发展武装，建立游击区，配合大暴动的实施。
1932年1月，省委书记王云程为指挥城市暴动，派秘书施其芦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到镇江、苏州、南京一带视察。
施其芦来南京后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但在研究具体暴动计划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施其芦也不好做决定，只得表示等其回到上海汇报后再说。
大暴动的计划还未行动，就已失败
1932年2月9日，江苏省委又发出25号文件，通知江苏全党“加紧组织二月二十五日的失业大示威，吸收失业工人参加工作，要将罢工运动扩大到全省总同盟罢工”。
传单都已印好只待罢工时散发，怎知，京华印书馆支部书记李向荣、军委书记路大奎、市委书记王善堂等人先后被捕叛变。他们不仅向敌人供出了市委上述行动计划，更暴露了全市党员的名单与密写方案。
至此，酝酿已有些时日的南京大暴动计划还未来得及行动，便宣告失败。但施其芦等人对此毫不知情，仍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1932年3月1日，施其芦在苏州视察时，从一个在国民党宪兵连工作的党员口中听闻南京已于2月25日举行了武装暴动。施其芦大吃一惊，发生这么大的事自己居然不知。
风尘仆仆赶回南京的施其芦发现市委联络点的大门上了锁，又匆忙赶到中央大学联络点，见支部党员平安无事才稍微放下心来。
中央大学
在中大支部书记杨晋豪的家中，施其芦、杨晋豪以及市委组织部长吴春恒三人商讨起今后的工作打算。
多日未与路大奎、王善堂取得联系的吴春恒有些忧虑，担心二人已落入敌人之手。此时中大密联络信箱中还躺着一封骑兵旅给路大奎的急信，未见路大奎本人吴春恒不敢私拆信件。
施其芦当即要其将信拿来，得知已有两个连兵暴成功，需要组织派人联系，信上还附有接头地点和方法。
闻此“喜讯”的施其芦派吴春恒前去联系，对方却要求面见省委代表。1932年3月3日，不知有诈的施、吴二人又来到鸡鸣寺茶馆接头，被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国民党军队逮捕。
原来，这一切都是路大奎叛变后设下的圈套，只为放长线钓大鱼。
这次大暴动失败，南京党组损失严重，40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100多人被逮捕，为此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粉碎国民党统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参考资料：《南京党史资料》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