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狱友卢志英

　　1948年底，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却在敌占区疯狂地推行白色恐怖。11月25日，特务们在南京连夜大肆搜捕，不少青年学生无辜入狱，孙稚如便是其中之一。

　　这名南京建国法商学院的女大学生，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关入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监狱阴森可怖，铁门铁锁，电网高墙，牢房不到四五平方米，铛铛的镣铐声、哭喊声以及宪兵来回巡逻的大皮靴声不绝于耳。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孙稚如偶然发现，牢房床旁有个茶杯般大的洞口，而透过这个小小的洞口，孙稚如探悉与自己一墙之隔的难友，便是党的杰出地下工作者卢志英。

卢志英

青年时期的孙稚如

　　天快亮时，总有一段黑暗

　　卢志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红色特工。

　　他曾获取国民党百万大军将对红军进行“围剿”的“铁桶计划”，使红军躲过重大危机，并直接促成了红军从瑞金撤离，开始长征。在他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此次入狱，是卢志英第三次坐牢——1947年3月，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驻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的卢志英被捕，作为重犯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多次严刑审讯，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只好将他长期单独囚禁。

　　一个小小的墙洞，使卢志英结束了长时间的孤独生活，也为孙稚如等青年指明了牢狱斗争的方向。

　　就在发现洞口的当晚，卢志英与孙稚如进行了交谈。通过交谈，卢志英发现孙稚如思想进步，性格开朗，非常高兴。之后，他经常与孙稚如接触，互相传递书刊、诗稿和食品。

　　好几次，卢志英与孙稚如在洞口谈到很晚，而谈话的主题主要是对形势的分析和狱中斗争。

　　“他常常讲一个人坐了牢，应该怎样战斗下去，不仅这么讲，而且他本身就是这么做的。他被敌人逮捕后，上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吊起来打过。腿由于上老虎凳受了伤，脚上一直戴着镣铐……”孙稚如回忆说，她经常把和卢志英谈的有教育意义的话，利用放风机会，传给和她关押在一起的女难友们听。

　　为了鼓舞难友，卢志英经常写一些小传单和诗歌，通过洞口传递给孙稚如，再由孙稚如想办法传到其他牢房，提醒同志们提高警惕，想办法与敌人斗争。

　　卢志英还教孙稚如唱《国际歌》《青年近卫军歌》《跌倒算什么》等歌曲，活跃狱中气氛。他鼓励孙稚如：“现在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时，总有一段黑暗，在黑暗中走路，跌倒了不算回事……”歌声和话语如同进军号，鼓舞着孙稚如等青年学生的心。

　　在看守所里，一同关押着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刊物《文萃》的主编陈子涛、印刷《文萃》的印刷厂负责人骆何民、《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等。通过孙稚如，卢志英给浦熙修等人写字条；听见浦熙修常常咳嗽，就把自己的一瓶鱼肝油送给她；看见对面的难友没有菜吃，总要设法买块豆腐来给他增加营养。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卢志英为“老卢”，有困难就找他排解。

卢志英和妻子张育民合影

　　胜利在望，死也甘心

　　1948年12月27日夜里，牢门“吱呀”一声打开，一阵下镣铐的声音惊醒了睡梦中的孙稚如。

　　她听到看守人员恶狠狠地说了声“等着”，隔壁牢门再次落了锁。孙稚如赶紧透过洞口，向卢志英打听情况。此时，卢志英已经意识到，生命最后时刻来了。他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走到洞口边，轻轻地对孙稚如说：“今晚突然下镣铐，看来枪决的可能性很大。好在胜利在望，死也甘心。你们要坚持下去……你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妻子，告诉她我牺牲了，心里很坦然，用不着来为我收尸，因为这对她反而不利……”

　　孙稚如热泪横流，心如刀割，一边用尽全力仔细听，一边用棉被堵住哭泣声。

　　不一会，洞口传递来一条围巾和一支好不容易弄来的小铅笔头。孙稚如含泪收下小铅笔头，却怎么也不肯收下围巾，几番推让，卢志英才收回围巾：“那好，围上，我还要把衣服、鞋袜穿穿好，弄得整整齐齐地走出去，表示我们是有骨气的！”

　　后来，孙稚如得知，卢志英与陈子涛、骆何民于夜里被押到雨花台秘密杀害……

　　1949年2月中旬，孙稚如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转押至特刑庭。她事先把卢志英烈士的遗物藏在袜子底下，偷偷带了出去，避过了敌人的搜查。2月，在党的营救下，孙稚如获得了自由。党组织立即安排她改名换姓，化装去上海隐蔽，直到南京解放后才回来。

卢志英与儿子卢大容合影

　　孙稚如把烈士的遗物寄给他的家属，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每逢清明时节，孙稚如都会和卢志英烈士的儿子卢大容等一起去雨花台祭扫，以寄哀思。

　　“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每每唱起卢志英教的这支歌，孙稚如总是热血沸腾、心弦震颤。

　　参考资料：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卢志英传》

　　《雨花英烈狱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