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亲定 桥头堡“三面红旗”由来

　　30岁开始设计，40岁建成，90岁回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训正与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2018年12月22日，大桥封闭维修两年后通车在即，钟训正在这天再次来到了大桥。

　　面对修缮一新的桥头堡，钟院士牵挂的心安定下来。

钟训正院士在南京长江大桥上

　　全国范围内的设计竞赛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始于1958年秋，最先交由钟训正所在的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设计。

　　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已建成，系里做了参考后交出了最初的设计方案。因为和武汉长江大桥过于类似，方案没能得到铁道部的认可。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就此搁置，直到1960年全国范围内桥头堡设计竞赛的开启。竞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大高校、各省市的设计院纷纷参与角逐。

　　最初承担设计重任的南京工学院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因为关系到学校的荣誉，校领导们决定打破学校教学程序，动员建筑系所有的教师、学生共同设计。

　　建筑系师生共设计200多个方案，进入校内初选的有38个。其中钟训正是红旗式和凯旋门式两个方案的设计人，并负责送选图纸的绘制。

　　当时全国送交的桥头堡方案，可谓“五花八门”：侧面对称式、侧面不对称式、横跨连接式、封闭与半封闭式以及其他类型。在设计风格上，中式和西式兼有，有中国的亭台楼阁，也有西式的城堡宫殿，令人眼花缭乱。

　　而钟训正在红旗式方案的效果图中，用了照相色的彩画法。清晨朝霞掩映，整个画面为暖色调，初升的太阳把米黄色的建筑照得金光闪烁，明面与暗面的冷、暖色对比，使得画面色彩辉煌，气势十足。

钟训正设计的“两面红旗”和“凯旋门”方案图

　　最终方案由周总理拍定

　　1960年4月，由中国建筑学会专家组成的设计方案讨论委员会，在南京福昌饭店对全国送交的100多个桥头堡设计方案进行审定。

　　其中，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师生送交的38个方案，全部都经过建筑大师杨廷宝的亲自审定。

　　最后，全国送交的方案中有3个呈送中央。钟训正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方案居然都没有被刷下来。

　　“我做的两个方案都入选，另一个是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设计的。他们的风格与我的红旗方案风格相似，也是红旗。但旗下有许多人物雕塑，在空阔的背景下，远看雕塑的意义不明显。”

　　两个方案都是“红旗”，最后为什么选择了钟训正的？原来，是周总理拍板。

　　送审方案呈送中央后，钟训正也跟着到了北京，去铁道部等周恩来总理的审定。可是正遇上周总理出国访问，钟训正就一边等，一边再对送审方案加以修改。结合当时的形势，他把原送审方案的两面红旗，改成了三面红旗。

　　在北京等了将近两个月后，周总理还是没回来。后来听说周总理到上海开会，钟训正一行人又带着方案去上海汇报。

　　周总理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正式敲定了钟训正“三面红旗”的桥头堡设计方案，并指示：红旗的颜色一定要鲜艳，且要永不褪色。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施工

　　建造过程一波三折

　　虽然定下了钟训正的“红旗方案”，但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段时间内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停了下来。

　　1968年8月底，钟训正突然接到通知：桥头堡要上马，采用原来的方案，南京长江大桥工程要在9月底竣工通车以迎接当年国庆。

　　时间紧迫，工程量又巨大，钟训正带着团队立即集中到大桥的施工工地上，边设计边施工。

　　桥头堡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塑造好红旗成为最大的难题。

　　为了响应周总理“红旗颜色要鲜艳”的指示，钟训正在红旗施工方案中提出要“闪闪发光的”。

　　当时的计划是在钢架上固定钢板，然后在钢板面铺装一层表面材料，最后用南京玻璃厂生产的朱红色玻璃片镶嵌进表面材料。

　　可因为赶工期，玻璃厂生产的玻璃片中有的颜色不齐整，出现了红紫色、暗紫色的玻璃片，且施工又都是在晚上，铺贴玻璃片的时候也看不出里面的色差。

　　铺好后第二天才发现旗面的色彩一块红、一块黑的，很不好看。为了美观，只能将玻璃层全部扒掉，应急式地刷上了一层红漆。

　　那时，桥头堡的脚手架上挂着一幅大标语：“苦战两天两夜，插上三面红旗，夺取最后胜利。”

钟训正院士

　　在设计和施工人员共同努力下，两座巨人一样的桥头堡奇迹般地树了起来。桥头堡从开工到建成只用了28天，保证了1968年国庆日大桥公路桥的顺利通车。

　　如今，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像卫士日夜守卫着南北交通命脉，迎送着南行北往的车辆。它那洗练有力的建筑形象，向人们展示了那个火红年代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