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贤街66号出发 南京图书馆走向新生

　　提起成贤街,南京人并不陌生,街巷虽窄,却藏着百年名校东南大学。

学校不远处的66号大院,寂静幽深,在大大小小店铺的映衬下显得极不起眼。

只有院门右侧墙面上五个烫金繁体大字偶尔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昭示着这里与中山东路上人们熟知的南京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贤街66号

 “流浪”的图书馆

 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学者蒋复璁奉命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将筹备处设立在成贤街48号(即如今的成贤街66号)。

 然而,建馆之路可谓曲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筹备处奉命西迁重庆,择要携带图书130箱。蒋复璁亲自押运,一路上沿着长江流徙。每驻一地,便设立办事处,开放阅览,成为一所流浪的图书馆。

 1940年8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从重庆返回南京成贤街。

 回到南京后,馆长蒋复璁被邀参加清理敌伪资产工作,国立中央图书馆由此接收了泽存书库、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多处图书,藏书总量迅速增至百万余册。

 也是这时,国立中央图书馆除了在成贤街开放阅览室外,还在颐和路设立了北城阅览处。

 1947年,一座三层阅览楼在成贤街院内平地而起,即今日66号院内的“南楼”。大楼由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设计,平瓦屋面,朴实实用。

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楼

 进步馆员“消极怠工”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

 准备溃逃台湾的蒋介石,没有忘记对珍贵图书、文物的抢夺,下令国立中央图书馆利用军舰将馆藏珍籍、拓片运往台湾。

 据说,负责搬迁的蒋复璁曾为搬运馆内图书一事问蒋介石:“搬多少?”蒋介石说:“尽量搬。”

 由此,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展开。

国立中央图书馆成贤街书库一角

 当时,中央图书馆进步青年的活动和护馆斗争,与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的中央大学校友会有着密切联系。校友会成员胡德馨刚进馆一年多,他联络馆内进步青年,参加员工联谊会,同时负责传达地下党的指示。

 就是在一次次的聚会中,进步青年馆员通过文娱活动交流思想感情,举行时事座谈,一颗颗年轻的心团结在一起。大家一致决定:坚守岗位,保卫单位安全,迎接解放。同时,根据地下党指示,胡德馨等人采取怠工和拖延时间等办法,减少运台图书的数量。

 只是,馆内人事情况复杂,进步青年馆员尚属少数,无法全面阻止图书启运。据统计,包括泽存书库全部善本在内的近14万册珍本,分三批搭舰船运往台湾。

 南京解放前夕,胡德馨等人组成员工福利会,名为“应变”,实则是保卫人民财产,安排好员工生活。1949年编印的《中央图书馆概况》这样记载员工福利会:“虽蒋军仓皇撤退,南京混乱之际,亦未终止工作,并与企图卷款逃往台湾之出纳吴新澄斗争,粉碎其阴谋。南京解放后,即静候接管清点。”

 回到人民的手中

 1949年5月,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中央图书馆。历经坎坷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迎来新生。

 在员工大会上,接管军事代表宣布:“以后,国立中央图书馆便永远地属于人民了,永远地为人民服务了……”

 1950年3月19日,“国立中央图书馆”奉国家文化部令,“正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由文化部文物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双重领导,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担任第一任馆长。

南京图书馆老照片

 对于被国民党当局带到台湾的三批图书,南京图书馆并没有忘记。1950年7月,贺昌群特意安排人用毛边纸复印了运台书目30份,除了馆内保存外,分别函送文化部文物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信函中,贺昌群写道:“我馆前被反动政权运往台湾善本书十三万九千七百二十七册,存有草目一份,因恐日久难于稽考,特将该书目复印,为迎接台湾解放之准备。”

 1952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1954年7月,国立南京图书馆改名为南京图书馆,直属江苏省文化厅。

 2007年,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并全面开放。截至2017年底,南京图书馆藏书总量超过1200万册,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位居全国第三。

 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保留至今的唯一建筑,成贤街66号院内的“南楼”于2011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