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校长上书建言 中国有了“985”和“211”

　　如今，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但每当人们谈及大学，仍往往会提起两个词，“985”和“211”。

　　“211工程”和“985工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为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两大教育工程的实施，离不开传奇教育家、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的努力。

匡亚明

　　匡亚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教育家，前半生主要从事党务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

　　1927年，白色恐怖弥漫，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连遭破坏。

　　正是匡亚明按照团省委的指示，前往南京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给艰难发展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带来了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因教育事业再次与南京结缘。“文革”前后，他两度执掌南京大学，1982年改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

　　要办一流的大学

　　从到高校工作的第一天起，匡亚明就怀有振兴教育、办一流大学的远大抱负。他一直强调要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作为办学宗旨，强调要办像样的大学、一流的大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日益重视高等教育对建设现代中国的重要性。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

　　匡亚明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978年和1979年，他先后率领中国校长代表团前往美国、日本考察高等教育。他深深地感到，促进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基础却是教育，这正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

　　同时，他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必须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1983年5月上旬，在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匡亚明一针见血指出：“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到教育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国家对教育的措施，远没有与教育的重要性相适应。智力投资不够，教育经费太少。”

　　他大声疾呼：“无论如何，学校就是学校，高等学校的一切工作要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如果校长、党委书记整天被盖房子、吃饭之类问题纠缠着，这怎么行呢？”

　　4位名誉校长联合建言

　　1983年5月，湖北武汉。

　　教育部在此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36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负责人集聚一堂，共同商榷、规划高等教育的方向与未来。

　　会议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快调整改革的步伐，加快发展数量，努力提高质量。

　　中国高等教育的春风徐徐而至，让参会的匡亚明兴奋不已。

　　会议召开期间，匡亚明和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共同讨论并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书。

　　这份5月15日寄出的材料题为《关于将五十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

4位名誉校长亲笔签名的建议书

　　匡亚明等“四老”分析了教育、科技和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建议“从全国七百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较高、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并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5年内每所高校另增加重点投资1个亿。

　　建议书中还算了一笔“大账”，认为“从每年几百亿的经济建设项目投资中挤出10亿元，五年中挤出50亿元（仅相当于宝钢一个项目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这样做，“对经济建设投资影响很小，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却很大”；而且从长远看，“却会大大加速和更加有效地促进重点经济建设”；它所创造的价值，“决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

　　5月19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匡亚明专门给邓小平写信，再次建言献策，并强调这样做将会“带动高教战线稳步发展，培养以后十年以至2001年后长期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级人才”。

　　“211工程”和“985工程”

　　老教育家们的建议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5月20日，他在匡亚明的信上明确批示，要求国务院“考虑，提出意见，交书记处一议”，并特意括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经过研究，采纳了4位教育家的建议。

　　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5所高校重点投资，并列入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

　　“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的设想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90年代付诸实施的“211工程”，以及1999年启动的重点建设“若干所国际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匡亚明领衔的“835建言”，与王大珩等四位院士倡导并得到邓小平同志支持的“863计划”一起，成为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知识分子上书建言，影响高层决策，青史留名、传为佳话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