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十天 一场历时九个月的营救

1949年4月13日，一辆卡车停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门口，一位身着大褂教师模样的先生从车上下来，走进了监狱。

不一会儿，这位先生从监狱出来，身后还跟着三位看上去被关押已久的年轻人。随后，他们快速跳上卡车，直奔中大文昌桥学生宿舍。

朱成学、华彬清、李飞这三位中大学子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关押了九个月之久，终于在南京解放前十天重获自由。

老虎桥监狱

落入魔窟

“我不幸被牵连来首都警厅已四日，请转告各亲友极力帮忙。”1948年7月，一封落款为“朱成学”的求救信被送到了中央大学。

其实，与朱成学一同被捕的还有华彬清、李飞，他们三人都是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

当时，考虑到三位同学的安危，党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皖北解放区。就在离开南京之时，负责转移的交通员却被捕叛变了。

朱成学等人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接头地点。谁料，等待他们的却是国民党的特务，三人同时被捕。

接到求救信后，中央大学党支部立即向上级汇报。中共南京市委经过缜密的考虑，指示中大党支部首先弄清关押地点，防止敌人秘密加害；同时向新闻界公布，使事件公开化，以便营救。

7月13日，中央大学成立了“营救朱、华、李三同学委员会”，对外张贴通知，控诉国民党特务胡乱逮捕在校学生。

营救委员会在得知三位同学可能被关押的地点后，决定派人前去探监，确定消息的准确性。

一位女同学进了监狱，劈头就说：“这点东西替我们送给关在这里的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位中大学生。”

“上面命令，不许接见、不许送东西。”

同学们互相示意，暗自高兴：有希望了，人的确被关押在这里。

一番软磨硬泡过后，看守的警察终于同意将香蕉和罐头送进去，还让朱成学开了张收条出来。

公开审讯

探监送物的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国民党非法捕人的证据也弄到了手。中大党组织决定实施营救策略的第二步：召开发布会，要求公开审理案件，避免特务的暗中谋害。

在外界的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三位被捕同学移送到特种刑事法庭进行公开审理。

8月23日，正是案件开庭的日子。旁听席上坐满了军统、中统的便衣特务，中大前去旁听和声援的学生大都被阻在了门外。

“这年头，毕业即失业，谋事困难。我想到安徽巢县那边看看，华彬清和李飞都是我邀请去的，好干就干，不好干就回来。”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态势，朱成学临危不乱。

“这不是去投匪吗？”

“没有那个意思。那边也有工厂、学校、商店，也有老百姓，怎么就是投匪呢？”

朱成学一番话语，让审讯法官无言以对。旁听席上的人开始窃窃私语：“老百姓管什么红区、白区，学生们说得对。”

自右至左依次是朱成学、李飞、华彬清，照片拍摄于1982年

可惜的是，敌人铁了心要抓捕三位同学，公开审讯只不过是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最终，朱成学被判12年徒刑，华彬清和李飞各判5年。

胜利归来

在特种刑事法庭宣判过后，朱成学等人被继续关押，但党组织的营救还在继续。1949年4月初，国民党为了争取喘息时间，派代表飞抵北京进行和谈。

我方将释放政治犯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代总统李宗仁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大党支部认为这正是营救朱成学等人的最佳时机，将此项工作交给了常建宇。

常建宇在中大全校应变会上提出再次营救中大被捕学生后，立即得到了李旭旦教授的支持，他建议中大法学院的吴传颐教授也加入。

张知本

于是，两位教授带着常建宇到傅厚岗李宗仁公馆找人，李宗仁将事情推给了当时的司法院代理院长张知本（亦在中大法学院兼课，和吴传颐是同事）。

常建宇等人说明来意后，张知本连说：“我一定帮忙，我一定帮忙。但是现在司法院的印不在南京，被弄到广州去了。”

稍后，张知本说：“这样吧，我现在用我私人名义，加盖上我的图章，写个便条。请老虎桥监狱释放他们仨人，成与不成，你们拿我的条子去试试看吧。”

一张没有加盖公章的便条，只有“请见便条后立即释放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人出狱”这几个字，署名“张知本”，盖了个私章且没写官职。

常建宇看着这张便条，心里没底，但还是决定去监狱碰碰运气。

“有张院长的亲笔条子，我们一定照办。现在正在和谈，我们也给和谈造点有利的空气。”令人没想到的是，敌人并没有多加阻难，直接释放了三人。

4月14日晚上，为了庆祝三位同学的胜利归来，中大礼堂举行了“重逢晚会”。朱成学在晚会上报告了自己被捕到出狱的经过，连声感谢大家的营救：“我们的自由是大家争来的！”

这次历时9个月的营救，最终取得了胜利。

参考资料：《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监狱门外——营救朱成学华彬清李飞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