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央大学护校反搬迁

南京玄武区四牌楼2号，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辉煌的存在。

这是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央大学）旧址，在校内梅庵、操场、大礼堂等场所都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1949年初，全国依旧笼罩在战争阴云中。但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岌岌可危。

中央大学大礼堂

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受战事威胁的国立院校，应分别拟具应变计划，选定校址，呈准教育部后迁校。中共南京市委学委以此为机，领导组织学生应变护校，迎接解放。

在21日召开的校务会议上，学校搬迁问题被正式摆上台面进行商讨，大多数教授们反对迁校，通过了“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会后，迁校不迁校的斗争仍在继续，校长周鸿经等人四方奔走游说，企图威胁、利诱教授南迁。

被誉为“国统区一面不倒红旗”的梁希教授振臂疾呼：“去台湾是绝路，不要上当，大家留下来护校。”

一席话，更加坚定了中央大学师生护校反搬迁的决心。

23日，周鸿经在中央大学行政会议上抛出迁校厦门的提案，当即遭到进步教授的反对。教授会主席郑集说：“学校经不起搬迁折腾，一迁已甚，何堪以再，西迁是因为日寇入侵，不得已而为；而此次国内战争，根本没有搬迁之必要。”由于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迁校厦门的方案被当场否决。

中央大学南迁不成，周鸿经无计可施，更无意组织“应变”。27日凌晨，周鸿经与训导长、总务长弃职而去。中共地下党总支立即抓住时机，提出“反对教育部派校长，要求教授治校”的口号。数日之内，相继成立学生、职员、工友三个应变会，其中学生应变会主席团多数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德滋正是护校反搬迁运动的亲历者，当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多年后，王德滋回忆：“很多仪器已经装箱了，教授们坐在箱子上，不准抬走。”

1月30日，又成立了以进步教授梁希、潘菽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校务维持会，行使中大行政领导权，号召师生留校返校。2月7日，中央大学如期开学。

“如果没那次护校斗争，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南京大学。”王德滋说。

【延伸阅读】国立中央大学：爱国学生运动的主阵地

中央大学前身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筹建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建起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河海工程大学等九所江苏专科以上公立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图书馆

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东南大学曾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在校学生谢远定、吴肃（吴亚鲁）、宛希俨等都是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为南京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央大学虽直接受控于国民党当局，但是广大师生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成为南京地区爱国学生运动的主力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国民党腥风血雨的摧残下，从“东大”到“中大”时期，中共党组织不断遭到严重破坏。谢远定、吴肃、宛希俨等许多该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先后被秘密逮捕并惨遭杀害。

3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先后在东大、中大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齐国庆、王崇典、黄祥宾和杨晋素等，大都壮烈牺牲。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大中共党组织每次遭到破坏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期间，还相继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大争取自由大同盟”和“反帝大同盟”，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民主运动。

参考资料：《南京红色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