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黑名单上的“红色教授”

“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抗战期间，一批进步学者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于重庆组建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后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于1946年在座谈会基础上正式成立九三学社。

1951年1月27日，九三学社南京分社成立，潘菽被选为主理事。作为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积极参与革命事业，被人称为“红色教授”。

潘菽

由纯学术投身革命洪流

潘菽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北大毕业后，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前往美国学习教育。在大洋彼岸，现实让潘菽认识到，美式教育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心理学比教育更具根本性。于是，他改学心理学，并在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学成归国。

此时，潘菽的大哥潘梓年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宜兴组织了“宜兴暴动”。而潘菽则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教授、系主任，潜心做学问，很少关心政治。

1933年，潘梓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在营救兄长的过程中，潘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他拨正了航向，摆脱纯学术的道路，跟着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由潘梓年的牵线，潘菽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相识，并在他们的授意下，团结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定期聚会，一起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是党团结科教界进步学者的重要纽带之一。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潘菽与五四运动的带头人许德珩以五四运动的精神为宗旨，建立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名为九三座谈会。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接见了潘菽等8名进步教授，并向九三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夫妇建议将九三座谈会办成永久性组织。

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鼓励和指导，次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潘菽任中央理事，并从1958年起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直至去世。

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

解放前夕南渡北归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中国也迎来两种命运的抉择。蒋介石反动政府挑起全面内战，南京及各大城市的广大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

中央大学的九三学社成员，经常传阅中共书报刊物，传送解放区广播电台讯息，为学生的爱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潘菽更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活动，为“新青社”保管了大批秘密图书资料。

1948年年初，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一个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士气日益低落。 见此情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与当时心理学界的头面人物勾结，再次成立所谓的“官兵心理委员会”，邀请宁、沪、杭一带的心理学家在南京开会，试图运用心理学来“鼓舞士气”、“ 振作精神”。

潘菽不仅没有参加会议，同时也拒绝为他们的《国防月刊》国防心理专号写文章。就此，反动头目对潘菽开始极为不满。

“今天的阴云密布，风狂雨骤，未必就不是明天天朗气清的前奏。冬天已经到了冰封雪融的时候，春天的到来也不会太久了。”报刊上，潘菽用隐晦的笔调书写着对胜利的期待。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企图将中央大学迁往台湾，在潘菽和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的坚决斗争下，反动派的迁校企图未能得逞。

由于潘菽鲜明的政治倾向，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却也被国民党特务机构列入了黑名单，日夜严密监视其活动。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共产党为了潘菽、梁希、涂长望三位重要教授的安全，通过秘密渠道将他们由南京经上海转香港，在百万雄师越过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的第二天，顺利转至北平，住进了北京饭店。周恩来等人时常前去与他们交谈。

一天，考虑再三之下，潘菽对周恩来说：“新中国要成立了，民主与科学共产党会做得更好，我们九三学社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准备解散了。”向上报告后，中央决定九三学社非但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下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在潘菽与金善宝等人的组织下，1951年1月27日，九三学社南京分社成立。潘菽组织社员学习中共党史、《实践论》等，在接踵而至的各种运动中，以身示范做出榜样，并于1956年加入共产党。

潘菽的一生正如在自传里写的那样：“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