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一张报纸便是广大百姓接受信息的主要途径。解放前夕，南京有许多家民营报纸都办得很有特色，《南京人报》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1949年2月2日，国民党当局警察厅的刑警队带着人包围了《南京人报》报社，捣毁其营业部，该报被迫停刊。
1月初，李宗仁做“代总统”后，一再宣称尊重新闻自由，那为什么国民党当局这样无法无天，公开捣毁大热报刊呢？
导火线 刊登国民政府要员丑闻
1949年1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南京人报》副总编辑汪受善接到了报社女记者赵灵筠送来的稿件。这是一篇关于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卷款潜逃的报道：黄珍吾开溜失风，带着姨太太及金银十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被部下截获。
时局不稳，这样的消息刊登出来必将造成不堪设想的“骚动”！
汪受善反复核计了半天，决定从“新闻真实”的原则出发，根据新闻的来源决定最后的取舍。他当即打电话找到了住在珠江路的女记者赵灵筠，询问事情原委。
“汪先生，您问问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吧，是马局长亲口说的。”挂断了电话，汪受善又给马广运打去了电话，确认消息的准确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亲自删改了几句话，拟好标题，决定付印，并将消息登在第四版头一条。
2月1日清晨，汪受善还没看到印好的报纸，就接到了报社发行部主任的电话，说警察厅派了警察来报社，不允许当天的报纸出街。汪受善不为所动，认准新闻来源真实可靠，坚持发行。
报社工人正在切白报纸
就这样，《南京人报》当天的报纸飞快地卖完了，又印又发，比平日骤增一倍多，足足23000多份，一时间洛阳纸贵。
但就在汪受善和同事庆祝的同时， 国民党反动派针对此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和扼杀进步言论的行动。
揭内幕 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污蔑
2月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此次《南京人报》一连串制造无中生有的新闻，引起社会之不安，虽屡经警告，仍置若罔闻。本部为维护首都治安，自不能坐视，乃奉命勒令停刊……”
此时，《南京人报》已经被捣毁，而汪受善被关押在了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的看守所里，有苦说不出。
当年《南京人报》的职工服务证，上面还盖有张友鸾的大印。
其实，《南京人报》在这起事件里，实实在在做了回“背锅侠”。
1949年年初，国民政府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企图将一批武器弹药运到福建，准备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中共地下党员田绥祥得知消息后，指示民革南京分社（主要开展对敌军事策反工作）以黄珍吾贪污遣散费一事为由，发起群众运动，粉碎其阴谋。
民革南京分社派人破坏了运送武器的汽车轮胎，又布置马广运手下的警察以阻碍交通为由将车辆扣下。而《南京人报》参与新闻采写的记者赵灵筠正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派去的同志，试图用舆论将事情闹大。
消息见报后，顿时整个南京城为之哗然。黄珍吾借口警察官兵酝酿起义，马上反咬一口说自己并没有要潜逃，是警察诬告，而且警察与共产党事先商量好，起义拿下南京，解放京沪一带。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听闻此讯，立即下令扣押马广运及其手下的警察官兵，同时污蔑警察官兵为“第五纵队”分子。当然，最先参与报道的《南京人报》的记者和编辑也被扣上了“第五纵队”宣传工具的帽子。
这才有了《南京人报》被捣毁，副总编辑汪受善被捕的一幕。
在被捕23天后，汪受善经过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安全出狱，《南京人报》也于当年的7月7日复刊。
【延伸阅读】张恨水与《南京人报》
张恨水
1935年，张恨水从久居的北京南下上海，他过不惯十里洋场的奢靡生活，不久就迁居六朝古都南京，本想在城郊置买些田亩，著书课子，颐养天年，却在老友张友鸾的鼓动下，“不知天高地厚”地办起报纸来。
诚如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一书中所说：“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
1936年4月8日《南京人报》正式创刊，张恨水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张友鸾任副社长兼经理、总编。
《南京人报》是当时南京最具知名度的报纸
《南京人报》，这张四开四版的小型日报，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传奇。在中国办报，都要有雄厚的财力背景，但这张报纸，却是张恨水以半生的砚田收入倾囊而出，靠个人声望和人脉创办起来的。
1947年3月7日，曾在报头下以广告的形式用大号黑体字刊出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的启事，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和谈，打破了国民党当局为逃避罪责而进行的新闻封锁。
从此，《南京人报》以“中间偏左”的进步姿势在广大南京人民心目中赢得了很高的信任和荣誉。
参考资料：《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南京档案》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