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一次差点成功的“斩首行动”

1949年2月6日，更深露重。南京市大光新村2号的大门被轻轻拉开了，从门内跨出两人，转身与门里的人握手道别，随后大门又轻轻地关上了。

看似是老乡们的串门便酌，实则几个小时前，这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议着有可能重新书写历史的“京沪暴动”计划。

这仨人便是民革成员孟士衡、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和肖俭魁。

制定“京沪暴动”计划 策应解放军渡江

1949年年初，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解放大军席卷长江以北。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但在国共和谈中，国民党当局仍然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

这一决定，寒了很多内心渴望和平的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心。

马广运

南京警察局北区局长刘海亭与生死之交、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计划效仿当年的“西安事变”，利用职务之便，将李宗仁、何应钦等军政首脑扣押起来，迫使他们接受和平条件。

时任民革南京分社（主要开展对敌军事策反工作）主任委员的孟士衡从别处了解到刘海亭等人的想法后，认为此计划十分可行。随即，派中共党员吴士文偷渡到长江北岸与解放军江淮军区进行了接洽，决定发动军事起义。

2月6日，春节刚过去没几天，南京城内还有不少人家仍按照传统习俗在走亲访友。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孟士衡、肖俭魁借着此机会来到吴士文的家中，具体商讨起义计划。

明国时期航拍明故宫机场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琢磨，众人共制定了以下行动计划：

第一，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防治国民党重要人物搭飞机逃跑；第二，策动南京国民党军、警起义，分别切断南京各主要干线的交通；第三，扣留国民党重要头目，如代总统李宗仁、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南京市市长滕杰等；第四，如果南京出现政权真空，则准备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协助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暂时维持社会秩序；第五，接应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计划商定，一干人分头行动，静静等待暴动的那一刻。

孟士衡

2月12日，孟士衡匆匆带着行动计划奔赴上海，向民革中央常委王葆真汇报起义进展。

在王葆真处，有位同志见他热情高昂，显得有些过急，插了句话：“地下工作，千万注意保密啊！”

孟士衡笑答：“咱们干革命，不惧牺牲。”

所有人都不知，此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对“京沪暴动”计划实施打击和摧毁。

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 三位主要成员被捕

2月13日上午，孟士衡与民革成员余亚农等一起，正围桌而坐分析解放军渡江前的京沪形势以及民革在渡江战役中应起的作用时，忽然敲门进来了两个人——孟士衡的同乡、首都卫戍司令部上校副专员马志青，携一西装革履的青年。

马志青一进门立即介绍说：“这位青年是李代总统的代表，奉命来请孟士衡到南京共商国是。”

说罢，青年从皮包内拿出印有总统府字样的大信封和请柬，并十分贴心地送上10万金圆劵当作旅费。

一番寒暄后，马志青提出请孟士衡与友人吃西餐。余亚农等人自是托故不去，而孟士衡不但欣然前往，且两个小时后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

于是，沏茶一杯权且醒酒。

哪知一杯未尽，戴盔持枪的士兵蜂拥而入，带走了孟士衡。

此时的孟士衡还不知道，前一天，吴士文和肖俭魁已在南京被捕。

有人可能会问：“京沪暴动”计划到底怎么泄露出去的？问题出在了开会地点的选择上。

吴士文的家大光新村2号是一个大院，住户不少，其中最有问题的当属秦范武。此人是军统特务，为人深沉寡言，很难叫人看出深浅。

秦范武明知吴士文和孟士衡交往过密，也似乎早已知他们在政治上可能有条出路，曾当面询问：“你们是否已找到人生道路？果尔，请携我同行！”虽然这次试探遭到了吴士文的否认，但足以证明在其面前漏出了破绽。

吴士文和肖俭魁被捕后，秦范武搬家又升职，从上尉变成了少校。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宋公园大肆捕杀共产党员

4月9日，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被判处死刑，绑赴上海宋公园（即今天的闸北公园）执行枪决。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三人沿途大喊口号，高唱国际歌，听者无不动容。

枪响过后，三位烈士牺牲在了黎明前。

参考资料：《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