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最后一滴热血洒在雨花台

1924年2月9日，孙中山接见了几名清华预备留美学生，并予以谆谆教诲。

其中，那位带着金丝眼镜、神情坚毅的青年，正是后来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生命的施滉。

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大厅北壁留有施滉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这样的词句：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施滉

清华园中的“超桃”社团

施滉出生于云南一个贫寒的家庭。1917年，17岁的他凭借笔试成绩第一、面试表现突出顺利考入了清华学校。

父亲做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他的求学费用，施滉便在学校图书馆当助理，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这一时期，他阅读了《新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滉和许多清华学生一起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6月3日，施滉在游行时被捕，投入牢房，残酷的斗争现实让他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民族的危机，增强了他寻求救国真理的信心。

唯真学会是清华园中少数追求救国真理的爱国青年组织，施滉就是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真理所在，即趋附之”。学会内部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超桃”(取“超越”三国刘关张“桃园结义”之义），他们提出“政治救国”和“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的主张，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的同时，重视社会调查和经济问题的研究。

唯真学会成员合影（前排右三为施滉）

“超桃”在清华各类学生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施滉的组织领导才能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会长。

1924 年2月，施滉等三人前往广州拜访孙中山、李大钊，探寻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通过与孙、李二人交谈，施滉对国共两党的主张有了进一步了解。革命领袖对进步青年的伟大感召深刻影响着施滉，也让他在后来找到了国家未来与个人理想一致的方向。

大洋彼岸跟随党的脚步

1924年秋，施滉来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次年，“超桃”的全体成员都到了美国，并就国内形势，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和分析。

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了共识：跟国民党想比，共产党敢于斗争，革命比较彻底，“不仅彻底反帝反封建，还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要解放全人类”。

1927年3月间，施滉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留美学生和旅美华侨中第一批共产党员，“超桃”另6名成员也随之先后加入。在美共的领导下，施滉等人秘密成立美共中央中国局，在组织美国华侨、发展党员、资助中共、支援中国国内革命和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美国，施滉愤慨地先后十次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使广大华侨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嘴脸。对此，国民党政府三次通缉施滉，连他在云南的老家也被搜查了。

1927 年末，施滉将此前创办的《国民日报》改名为《先锋》周报，以主要篇幅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改组派叛变革命的罪行，同时还介绍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竖起拥护中国工农革命的大旗。

同年12月，施滉的妻子、同为“超桃”成员的罗静宜入院生产。由于施滉已将全部生活费用于革命活动，还需等待下个月的津贴，罗静宜不得不推迟产后出院，出院后夫妇俩又差点遭到房东的驱赶，幸好有同志施以援手才度过这一艰难时期。

施滉与妻子罗静宜在美国的合影

在革命实践中，施滉深感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他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到苏联学习。经新选举的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准许及美国共产党中央的批准，1929 年秋天，施滉来到莫斯科，在少共国际学校担任翻译，后调至莫斯科近郊的一所青年工人学校。工作之余，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牢筑自己的思想根基和灵魂信仰。

两次被捕，血染雨花台

1930年，施滉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此时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他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次年4月，他被派到香港，在蔡和森领导下从事海员工会工作。

一次，蔡和森在参加紧急会议时被叛徒顾顺章跟踪，他与施滉等人一同被捕。当晚，蔡和森就被敌人引渡到广州杀害，施滉则被关在香港监狱里。这是他第一次入狱。

狱中，施滉坚贞不屈，敌人恨得牙痒痒却毫无收获。罗静宜回忆，施滉曾用诙谐的语调向她说过被捕坐牢的情况:“你若被捕，打你，你不理他，他自然没有办法；请你吃好东西只管吃，吃完后还是不理他，他更没有办法。”后来，党组织利用施滉的父亲在香港任家庭教师的关系设法营救，施滉才得以保释出狱。

被香港当局押解出境，党组织随即分配施滉到上海沪西区做工会工作，不久又转至北平。1931 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多名党员被捕，损失严重。临危受命，施滉以北平艺专教员身份为掩护，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间，积极从事地下工作。

期间，施滉与其父亲曾在北平有过一次相见。施父劝其返乡任职，但施滉自小就听着父亲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岂会在国家危难时刻选择退缩，“我回家乡工作，只对二老有好处，我在外面工作，将对全国人民有用。”言已至此，施父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1933年冬，由于叛徒出卖，施滉与其他13名同志在北平艺专开会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随后解至南京。翌年初，施滉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4 岁。

参考资料：《雨花魂》、《云南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