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刀赴虎穴 潘汉年的五次南京行

1936年，西安事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事实上，在此之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会谈就在持续进行中。

11月7日，中共中央转电潘汉年，由其全权负责与南京方面的谈判。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的三次来宁

1936年7月，香港某报纸上刊登一条启事：“黄毅”约“叔安”在九龙酒店一叙。看到这则启事，潘汉年知道，国民党方面的联系人来了。

潘汉年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次年4月，肩负前往南京联络国共谈判事宜任务的他,经欧洲转赴香港。“叔安”是他的常用化名，“黄毅”便是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张冲。

潘汉年

经过一段洽谈，潘汉年随张冲秘密前往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国民党的心脏所在地。第二天，他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曾养甫在扬子饭店碰面。谈判中，二人各自强调本方对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基本主张与条件，没能涉及实质性问题。

首次谈判很快结束，潘汉年亲赴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情况。9月下旬，他从西安出发，携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与国民党进行进一步谈判。在这次交手中，国民党尽耍外交手腕，谈判再次无疾而终。

潘汉年在延安。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

当潘汉年11月16日第三次来到南京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一方面，蒋介石以大兵压境的声势，企图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就范；另一方面，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现。中共中央已转电潘汉年，由其全权负责与南京方面的谈判。

19日，陈立夫如约来到扬子饭店。前一天，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随后便击溃胡宗南部下一个旅。会谈中，潘汉年坚决拒绝了对方一切不合理条件。而他的态度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

“西安事变”会见宋氏兄妹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扣押。

宋庆龄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联系上潘汉年，请他秘赴南京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晤谈。12月18日，经中央批复后，潘汉年乔装启程。为了避开监视与跟踪，潘汉年没有像以前一样到下关车站下车，而是在尧化门小站雇车直奔宋公馆。

宋氏兄妹担心亲赴西安会重蹈蒋介石的覆辙，成为人质。潘汉年拿出刚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并将事件发展分析给宋氏兄妹听：“据我们所知，张、杨两将军只是为了劝谏，并没有要杀蒋先生的意思。”

经过潘汉年的剖析劝说，宋美龄、宋子文打消顾虑，前往西安。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此后，潘汉年又于次年4月，从上海陪同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后又同宋子文、陈立夫为两党政治合作问题会商，为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穿针引线。

1938年3月，潘汉年（后排左一）在广州与茅盾、夏衍、廖承志（前排左起）等合影。

为获情报被挟“会汪”

1943年春末夏初之交，日伪军将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传言四起。新四军和华中局一时难以得到确切情报，无法进行反“扫荡”部署。

就在这紧急时刻，潘汉年越过日伪封锁线，冒险进入上海，准备从与共方有联系的汪伪情报头子李士群处获取第一手情报。抵达上海后，潘汉年被告知李士群去了苏州，而他在苏州再次扑空，李士群的家人称李已去了南京。无奈之下，潘汉年决定赴宁，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块土地。

在与潘汉年的会面中，李士群提出汪精卫想和他见面。潘汉年瞬间明白了几番波折的原因，李士群想借此为日益孤立的汪伪政权壮声势，也让汪精卫对他更加倚重。

事发突然，潘汉年来不及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若断然拒绝，必将导致李士群的反目，失掉重要情报来源。权衡之下，潘汉年答应了与汪精卫的会面。

由于潘汉年始终坚持中共对汪的原则立场，会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带着日伪军队暂不会有大规模军事“扫荡”行动的消息，潘汉年回到了根据地。出于某种患得患失的复杂心态，潘汉年将“被挟会汪”的情况隐瞒了下来，直到1955年才向中央反映。

解放初期的潘汉年

这智者千虑中的“一念之差”，使潘汉年身陷囹圄。1982年8月，历史拨开重重迷雾，中共中央给潘汉年平反，对其一生的历史功绩作出评价。

参考资料：《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潘汉年的南京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