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情报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人们熟知的顾顺章叛变，另一次则是发生在1947年的北平谍报案。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十余天时间。此案中，有的人失节投敌，有的人则选择慨然赴死。
慨然赴死之标杆者，赵良璋！
“我是带着勇敢与信心就义的。我虽倒了，但顽强的性格仍使我精神永不灭亡。”这是赵良璋留下的最后话语。
临近常府街，矗立着一幢青砖灰瓦的二层民国小楼，端庄大气。
如果不走进小楼——五老村爱国卫生运动纪念馆，人们很难想象这个繁荣宜居的五老村，一度是出了名的贫民窟、“苦恼村”。
五老村的“逆袭”故事，留在纪念馆的老照片、老物件里。
1943年初，春寒料峭。为了消灭日益壮大的苏南新四军，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清乡”行动。
新四军十六旅迅速作出部署：跳到外线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兵救援，放弃“清乡”计划。
很快，十六旅便确定了打击目标——溧水青圩村的青圩据点。
1946年6月9日，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缓缓降落在南京的机场。从上面走下来的不是飞机的主人马歇尔，而是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一行人。
他们急匆匆地走下飞机，乘车前往梅园新村。
南京的六月已是骄阳似火。人们都换上了夏装，周恩来也只穿了一件衬衫。
急驰的汽车带进一阵阵热风，使人昏昏欲睡。
上世纪60年代的南大校园里，有一支特殊的球队，前锋、后卫、门将……阵容完备，兵强马壮。
球队教练不是体育能手，而是气象系主任徐尔灏，队员则是他手下的一批中青年教师。
时值男乒运动员容国团夺得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徐尔灏将教研组取名为“小小球队”，鼓励青年人像容国团一样为国争光。而这，也是他从学生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
在南京溧水区晶桥镇，有一座名为铜山的山丘。
它海拔不过百米，山上大树参天，绿意盎然。站在山顶，可俯瞰境内全景。
1943年春天，就是这座山丘，成了新四军苏南反顽战役西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200多名指战员在此与数倍于己的顽军展开激战。
1949年4月23日，一架从上海起飞的专机飞临北平上空，请求降落。
国共和谈已经破裂，飞机来接张治中率领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
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
飞机只好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徒劳而返。
这是周恩来的缓兵之计。在此之前，他向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发去了一份绝密命令。
“南京解放了！”当青天白日旗被鲜艳的红旗取代的那一刻起，当人民解放军登上总统府的那一刻起，古城金陵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离高淳县城不远处的郊外，有一支百余人的部队，经过长途行军，看上去有些许疲劳。“快到县城了。”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句，大家突然不约而同地直了直身子，加快了脚步。
他们中大都是新组建的中共高淳县委的党政干部，奉命前来接管高淳县城。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幅名为《且向百花头上开》的红梅图。
与之呼应的，是数百公里外郭凤韶纪念馆里的四个展厅——《新蕾初放》《傲霜斗雪》《灿然怒放》《馨香幽远》。
1930年，郭凤韶牺牲在雨花台，而她留下的红梅，在多年后的今天仍未褪去颜色。
新四军老兵张继炎一生中最挂念的人，就是他的八哥邓国强。
他常和家人说起八哥的事情：一起在韶关长大，一起在南京学习，一起去皖南参加新四军……
最常说起的，是1940年秋天他与八哥偶然重逢。
这是一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
1949年4月23日，天真的亮了，古老的金陵城迎来了新生。华东野战军特纵战车团的坦克车队奉命进入城内，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市中心新街口，引得南京市民争相观看。
拥挤的人群中，新华社记者邹健东火速爬到高处，找好角度，按下快门留住了这一历史瞬间。
照片中，第三辆坦克上站着的年轻小伙儿——原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朱恒怡，正是坦克车队入城式的亲历者。
半旗志哀，鸣笛悼念。人们在缅怀英雄的同时，献上雾尽风暖的告慰：
徐院长，你知道吗?3月8日，南京最后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解除隔离，治愈出院了。
徐院长，这次南京确诊的93例患者全部治愈，没有一例死亡。
徐院长，你曾说最大的愿望是等到疫情过去，好好感受春暖花开。
现在，春天，已经来了。
1949年初，国民党狮子山江宁要塞第一炮台里，年轻的台长胡念恭正指挥着江防部署。
明面上，他是要塞司令胡雄的胞弟，不久前升为少校，风光无限；暗中，他刚刚加入中共南京地下党，为配合渡江战役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
除了他，要塞中还有另外两条党的“暗线”——总台长黄端与守备总队副大队长李祥麟。
在江宁要塞溃散之际，三个人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悄悄“加柴添火”。
2005年4月，就是这样一名老人，毅然将毕生积蓄10万元捐给建邺区南湖街道，做为中小学生助学资金。
面对人们的赞誉，马琅十分谦逊：“我受党教育60多年了，做这些事情都是应该的。”
作为一名老地下党员，他始终记得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并坚守了一生。
2019年9月30日，中国第六个烈士纪念日。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徐楚光英烈展板前，一位坐着轮椅的白发老人凝视良久，吸引着来往参观者的目光。
“我很想念他。”老人一边凝视着展板上的照片，一边轻声说道。
思念跨越了漫长岁月。墙上的照片里，徐楚光依旧年轻而英俊，他的妻子朱晖和两个孩子都已是满头银霜的老人。
1951年，中央批准国有航空工业争取在3到5年内，从修理起步，逐步过渡到仿制苏联教练机和歼击机。
很快，位于南京的空军22厂迁往南昌，并以原国民党“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为基础，建成了新的飞机制造厂，对内叫国营320厂，对外称洪都机械厂。
